三、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沿海地区的畸形发展

外国资本的入侵，促使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分解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而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与可能。中国最早开办的机器工业，是从 1861 年起，由清政府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所经营的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近代军事工业，以及为适应这些军事工业本身发展的需要，在采矿、冶炼、运输等部门创办的一系列“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官局等。这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从军事观点着眼而建立起来的近代工业，是一种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分布地区，必然也在沿海和沿江的重要城市，加深了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在缫丝业、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等部门，开始出现了纯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从 1872 年到

1894 年期间，共设厂五十三家，资本额四百六十九万七千元。甲午战争后，

从 1895 年到 1913 年，有了较大发展，计新设厂四百六十三家，资本额为九千零八十万一千元，这些厂都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

民族资本中最为发展的棉纺织业，据 1918 年调查，全国纺绽的百分之八十点三集中在江苏，而上海一地就占了全国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八；在广大内地如新疆、西康、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等产棉省区，连一枚绽子也没有①。毛织业的中心也建立在远离羊毛产地的上海。面粉业则集中于哈尔滨和上海。缫丝业集中于上海、顺德、南海、无锡和重庆。丝织业集中于杭州。火柴业集中于上海、重庆、武汉和广州。制纸业集中于上海、武汉和广州。据1919 年统计，全国经过注册的近代工业企业计三百七十五家。其中在江苏的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 37。

① 见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页 16。

有一百五十五家，河北五十七家，浙江四十二家，广东三十三家，山东三十一家②，大多集中于沿海各地。

银行业也集中于沿海各主要城市，其分布并有随政治中心而南移的趋向。1925 年，当北洋军阀政府在当时的北平时，全国七十九家银行有二十三家设在北平，天津也有十四家，平、津两地加起来就接近全国的一半③。到1934 年时，在全国八十五家银行中，北平只剩一家，天津也减到十家，却有

五十九家集中到上海④。这是因为 1928 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已经建都在南京。本来就是随政府发行公债和借款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中国银行业，也就随着政府的变迁而南移了。这一迁移的结果，更加深了上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及金融业所以大多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等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除了因为这些地方交通发达，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比较便利外，更重要的还是由它的半殖民地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向外国人购买机器和在技术上依赖外国人都比较方便；有些为加工出口产品而开设的缫丝、制茶、轧花等厂，设在这些地方也便于商品的出口；甚至有的资本家还故意把工厂设在租界里，以寻求外国人在政治上的所谓“保护”。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外国在华企业的排挤和竞争，以及中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得不到发展。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则因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遭到破坏。被卷入市场的小农经济，却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奴役和压榨下，生活困苦不堪。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后退的状态。

旧中国在封建压榨和帝国主义侵略双重压迫下，社会生产力没法提高， 改造自然能力低微，不得不更大程度地依赖东部地区较好的自然条件，近代工业又多集中于东部沿海一带，造成了中国生产力的地理分布严重的不平衡。解放后，由于生产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帝国主义势力的被驱逐和剥削阶级特权的被取消，为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了前提条件。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展开农田水利，轻、重工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大规模建设时，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好，科学技术力量比较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经验比较多等优势，做到扬长避短，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