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经济“南盛北衰”局面的继续发展

元、明、清三代，南方经济在压倒北方的形势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也继续加强对南方地区的剥削，以维护政治中心在北方的中央政府的财富收益。

元初，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破坏，“中原土旷民贫”①，北方地区的生产处于停滞和倒退的状态。而南方却因相对的比较稳定，加上中原人民的不断南移，生产却一直在缓慢地发展着。灭宋以后，元政府为了强固其统治，在南方实行“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政策②，如减轻佃户私租，“以十分为率，减

① 周去非：《岭外代答》六。

② 《韶州永通监记》，载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四。

③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

④ 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

⑤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⑥ 《大金国志》卷二三。

① 《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②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免二分”③，兴修水利灌溉事业等，南方农业生产很快得到发展。全国税粮的总收入，达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余石，南方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就超过了总数的一半，特别是江浙省岁入四百四十九万石，又占三分之一强

④。天历二年（1329 年），南粮北运达三百五十多万石。南方物质力量的富厚，于此可见一斑。

明初统治者实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移民屯田，开垦荒地，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全国征收的税粮，达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⑤。比元代岁入税粮增加近两倍。成化八年（1472 年），各地运粮京师额定四百万石，其中南粮三百二十四万石，占百分之八十强。南粮中又以苏州、常州、松江等府所产为主。可见南方农业生产之发达。

清代，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量土地得到开垦。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 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五百二十六万顷，到雍正三年（1725 年），增加到八百九十万顷。特别在南方由于耕作技术的不断改进，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江浙、湖广、四川等膏腴之地，一般达到两、三石，最高的可达六、七石。棉花、烟草、茶、桑、苧麻等经济作物也有了很大发展。

手工业方面，元代除江、浙、川外、福建也成为一个新兴的丝织业中心。明代丝织业扩展到太湖流域苏、松、杭、嘉、湖五府。除官设的织染局外，民间丝织业也很发达。苏州机户遍及城东北半部，而郡城之东皆习织业①。如震泽、盛泽本是两个小镇，即因经营丝织业而得到繁荣。盛泽镇经营丝绸的牙行就有千百余家②。清代长江下游的丝织业继续有所发展，清政府在江宁、苏州、杭州有织造衙门的设置，其所辖的织局各拥有织机六百张及机匠两千名左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族，就是江宁织造出身。至于民间的织机数量更多，南京的民间织机在乾嘉时期（1736—1820 年）已有三万多张，到清末，“城厢内外，缎机总数常五万有奇”③。苏州也是“在东城比户皆织，不啻万家”④。杭州、松江、嘉兴、湖州也同样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广州以至偏远的贵州也有了丝织业的兴起。广州在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 年），织工达四、五万人，所产纱缎，“金陵、苏、杭皆不及”⑤，同一时期，贵州遵义绸也“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⑥。

元代松江已发展成为棉纺织业中心。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元政府为推广植棉，“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布）十万匹”①。明代棉花种植更为普遍，松江二百万亩耕地“大半植棉”②。全府农村妇女均从事纺纱织布，产品畅销全国，“衣被天下”③。

③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减私租》条。

④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⑤ 《洪武实录》卷二三○。

①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汇考》。

② 《醒世恒言》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③ 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公元 1886 年 3 月 21 日）《申报》。

④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

⑤ 乾隆《广州府志》卷四八《物产》。

⑥ 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十六。

① 《元史》卷一五《世祖本纪》一二。

②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

清代棉纺织业，除松江外，苏州、无锡、太仓、嘉定也都有了发展。雍正年间（1723—1735 年），仅苏州一地即开设有踹坊四、五百座，踹布工匠一万九千多人；无锡成为棉布的集散地，并有“布马头”之称。

制瓷业在元、明、清三代也同样集中于南方。元代景德镇即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明代永乐、宣德（1403—1435 年）年间，达于鼎盛。烧造“御用”瓷器的官窑，即有五十八座。民窑更为发达，镇上雇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当时瓷器在锥拱、脱胎、镂空等方面有不少新的技术创造，釉彩方面也有很多特色，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清代乾、嘉时（1736—1820 年），景德镇的规模更大，全“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④。除官窑外，“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⑤。其他在南方的还有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处，陶瓷业也比较发达。

矿冶业宋时长江流域远不及黄河流域。明代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洪武

（1368—1398 年）年间，官营铁矿十三处，已有半数在长江以南⑥。清代著名的矿冶业多在南方。如云南的铜矿，乾嘉年间，最高年产量达一千四百六十七万余斤⑦。贵州的铅矿年产黑铅一千四百多万斤。广东的铁冶业很发达， “铁炉不下五六十座”，“佣工者不下数万人”⑧。其中佛山（今佛山市）规模最大，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数百①。其所产铁器遍于天下，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并大量输出国外②。

明初造船业的主要基地都在长江以南。其中以南京城北龙江和太仓刘家港规模最大。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大多是龙江制造的。此外南方浙江的明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广东的潮州、广州等地，造船业也都很发达。闽、广所造的船分别叫“福船”、“广船”，也很著名。

其他如制盐业、制糖业、制茶业等也都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最为发达。明、清时江淮的盐场仍是国内的主要盐产地。制糖业则以台湾、广东、四川等地最为发达。台湾糖年产量在康熙中叶达二、三十万石。此外，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有所发展。茶叶的主要产区在南直（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广、四川等处。当时对茶叶课税，即售茶发引的地方为应天（今南京）、宜兴和杭州③三处，可见长江下游地区茶叶生产所占的重要地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萌芽，也首先在南方出现。明代中期在杭州等地的丝织业中已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④。景德镇的制瓷业和佛山镇的铁器业，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和作坊，表明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缓慢的增长。在国内市

③ 《梧浔杂佩》。

④ 兰浦：《景德镇陶录》序。

⑤ 唐英：《陶事图说》卷二○。

⑥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⑦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第一卷，页 349—351。

⑧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二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①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

②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十六。

③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④ 张瀚：《松窗梦语》卷六《异闻记》。

场日益扩大，海洋贸易日益发达的形势下，江淮的盐商、闽粤的洋商和东南各省的铜商，在国内经济界都非常活跃。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南方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的城市。“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①的苏州，以及“百货所聚”的杭州，其富庶的程度被人们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②。其他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附近地区的城市，如南京、镇江、常州、松江、嘉兴、湖州、扬州、淮安、仪真（今仪征县）等，以及分布在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城市如福州、广州、九江、武昌、江陵、重庆、成都、沪州等也都相当繁荣。

明清时期，南方市镇的发展也很突出，除前面提到过的因丝织业而发达的震泽镇和盛泽镇以外，当时著名的四大镇，除了南北水陆交通要道的朱仙镇外，有三个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其中包括瓷都景德镇；位于江、汉交汇之地，“帆樯相属，粮食之行，不舍昼夜”，③贸易繁盛的湖北汉口镇；以及被称为“岭南一大都会”④的通往南洋的贸易门户广东佛山镇。

总的说，从南宋渡江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一阶段，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过程。虽然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陷于停滞状态，但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却完全以压倒的优势继续超过北方而达于鼎盛。

历史上地区的开发和经济重心的转移，主要是我们的祖先在劳动实践中，累积起丰富的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进一步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结果。自从铁制工具使用后，改变了古代国内各地区土壤的经济价值。秦汉以后，经济重心区域就不专限于华北黄土层地带，而是由河及淮，由淮及江，逐渐转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了。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利于这一变化的实现，这里不仅平原肥沃，水道交错，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利用。中原历次变化引起人口的南迁，也给南方新土地的开发提供了必需的人力，并使南北生产技术得到交流。而东晋、南宋两次政治中心的南移，也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契机。

① 顾禄：《清嘉录》卷五。

② 《吴郡志》卷五○。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晏斯盛：《请设商社疏》。

④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佛山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