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沿海地区海上交通的发展一、先秦时期的海上交通

我国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早在史前时期即已有了发展。近年来，考古学界在辽东半岛南端的新金（旧名貔子窝），澎湖的良文港，台湾的高雄市、台中县，以及香港的舶辽洲等地，先后发现了我们的祖先在黄河流域所创造的彩陶文化遗址；同时，在旅大市的羊头洼及高雄、台南、新竹、彰化等地， 也发现了兴起于山东半岛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说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以及对台湾和其它沿海岛屿的海上交通，已经得到发展。

夏、商、周三代，历史文献已不乏关于海上交通的记录。《竹书纪年》记载夏后芒“东狩于海，获大鱼”。说明夏代人们已从事海上活动。《诗经·商颂》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诗句，“相土”是商汤的祖先，“截”是治理的意思，表明以渤海沿岸今河北省中、南部为发祥地的商部落，很早就已把它的势力伸展到海外。《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引《周书》，有“周成王时（前 1115—1079 年）于越献舟”的记载，其时我国沟通江、淮、河、济的南北运河尚未产生，地处浙江的越国，其所献的船可能通过海上向北航行， 然后溯济水而上，以到达周王朝的京畿所在。由此推断，西周时期由今浙江东部直通山东半岛北面的海上交通，或已有所发展。

春秋时期，北方的齐国及南方的吴、越，海上交通都比较发达。史载： “齐景公（前 547－490 年）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①。生于春秋末年的孔子，也曾说他想：“乘桴浮于海”②，可见当时山东半岛一带的海上航行， 已习为常事。至于南方的吴国，清代学者顾栋高曾称它是一个“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国家③。周敬王三十五年（前 485 年），吴国大夫徐承即曾率水军自海上进攻过齐国④。居住在今浙江沿海一带的越人，则更是“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⑤，其水军经常与吴国在水上作战。周敬王三十八年（前 482 年），越国乘吴王夫差北上与晋君黄池会盟的机会，派范蠡和舌庸率领海军沿海北上，驶入淮水，以断吴王归路①。灭吴后五年（前 468 年），越国由会稽迁都到当时海上航行的重要港口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南），随行者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②。说明春秋时期， 由今浙江至山东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

图 9-4 战国时代的沿海交通

战国时期，北方齐、燕两国方士，出海访问“三神山”的活动，正是当时航海事业发达的反映。《战国策·赵策》有“秦攻燕则⋯⋯齐涉渤海”的

① 《说苑·正谏篇》。

② 《论语·公冶长篇》。

③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

④ 《左传》哀公十年。

⑤ 《越绝书》，四部丛刊本，卷八。

① 《国语·吴语》。

② 《吴越春秋》。

记载，说明渤海上有着齐国的海军活动。当时山东半岛以南至今浙江东岸的海上交通线，仍控制在越国统治下的吴越人之手。浙江南部至福建、广东的东瓯、闽越和南越等各越族人，与北方的交通也多取道于海上。难怪《山海经》要说：“瓯，居海中；闽，在海中”①，误认为诸越族是住在海中了。

战国时，我国沿海交通线上已出现了不少重要的港口。见于史籍的有： 渤海西北的碣石，是燕国通海的门户②；山东半岛北面的转附（今之罘半岛）

③和南面的琅邪，是齐国的入海门户；长江口附近的吴及浙东的会稽和句章（今

浙江宁波西），是越国的海港；更往南，则东瓯（今浙江温州）、闽越（今福建福州）和南越的海口番禺，也都是重要的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