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海上往来

在中国古文献中，有西周初年箕子率殷民就封于朝鲜的记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①这就是历史上的箕氏朝鲜。当时箕子“走之朝鲜”，系陆路还是海路，已不可考。及至战国时期，邻近朝鲜的燕、齐两国人民，为了反抗封建统治的压迫，曾成批地迁徙到朝鲜去，其中齐人很可能是从山东半岛渡过渤海到达朝鲜的。《山海经·海内北经》称：“倭属燕”。古代所称“倭国”，在今日本北九州一带，这一燕和日本已直接发生交往的传说，虽不可信，但日本和朝鲜近在咫尺，很可能系自朝鲜传闻而来。后汉时王充所著《论衡》中有周时“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②，及周成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③的叙述，“鬯”与“畅”字通，按照《说文》的解释，鬯是我国南方郁林郡所产的一种芳草，古代进贡作为制造祭祀用的香酒之用，并非倭国所产，王充所言只不过是对一千多年前周代圣王德化的传闻，不能作为西周时代我国已与日本海上相通的凭证。

秦时，朝鲜半岛南部三韩鼎立。西为马韩，东为辰韩，南为弁韩。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辰韩的立国，就是因避劳役而逃亡海外的秦人，分马韩东部地而创立的。因又称为“秦韩”。这是中国与朝鲜海上交往的进一步证明。秦始皇派遣的由徐福率领数千童男女入海的船队，后世盛传曾到达日本。日本史籍中也可见到这方面的记载，据《神皇正统记》说：“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日本欲得彼国之五帝三王遗书，始皇乃悉送之”

①。日人松下见林及新井君美等，在其著作中均提及日本熊野附近蓬莱山有徐

福的墓及祠，以及徐福居住的旧地“秦住”，仍有秦姓诸氏子孙繁衍于该地的记载②。熊野即今日本和歌山县，徐福的遗迹至今巍然犹存。该县为保存徐福史迹而组成的“徐福史迹保胜会”，曾于 1930 年举行“徐福来朝二千年祭”，以志不忘③。此事不一定全属虚妄，当时徐福等秦人东渡日本的途径，很可能系由山东半岛登舟泛海时漂流到朝鲜，再从那里转渡日本的。由于此事发生在日、韩两民族有史以前，因而在日本、朝鲜的古文献上，还不能见到有关此事的具体记载。

西汉初年，燕人卫满代箕氏朝鲜立国，建都王险城（今平壤附近）。卫氏朝鲜侵略半岛中部的真番和南部的辰韩等邻国，破坏它们和汉的交通。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 年），派遣海陆军攻灭卫氏朝鲜。其中海军五万人即由今山东出发，渡过渤海前往的。第二年，在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此后即有大批汉人移植于朝鲜半岛。西汉与日本的关系，仅见于《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记载。

① 《尚书大传》卷二。

② 《论衡》卷八《儒增篇》。

③ 《论衡》卷十九《恢国篇》。

① 《神皇正统记》《孝灵天皇》条。

② ［日］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日］新井君美：《同文通考》。

③ ［日］水野梅晓：《日支交通之资料的考察》，《支那时报丛书》第七辑，第三章。

《汉书》为后汉班固所撰，从他“以岁时来献见云”一句，可以推断西汉时并未留下倭人来献见的确实记录，因而他对此只能加上一句附会意度之词，还不足以证明西汉时中国和日本已确立了经常的海上交通。

近世纪来，日本山阴、北陆等地，曾发现大量形状酷似先秦古钟的日本制造的铜铎。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早期文化曾以原始的交通工具通过日本海左旋回流的自然航路传入日本。同时，日本九州的筑前、丰后和对马岛等处，发掘到多处公元前二、三世纪由中国传入的铜剑、铜鉾，朝鲜庆尚道也有同样发现①。今朝鲜庆尚南、北道为古弁辰地。由此可以推断，古代中倭交通路线，可能系通过弁辰，而转达九州北部的。

东汉时，光武帝中兴汉祚，国势兴隆，史载：“辽东太守祭彤，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貊、倭、韩，万里朝献”②。《后汉书》《光武帝纪》及《祭彤传》也都有韩、倭等前来朝贡的记载。又据《后汉书·东夷传》说：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倭奴国奉使朝贡，⋯⋯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光武赐倭奴国的金印，1784 年 2 月在日本九州筑前志贺岛崎村出土，印文为“汉委奴国王”，经日本学者鉴定，确认为汉光武所赐印绶③，至于倭国王师升，日本学者太田亮氏认为可能即系日本第五代孝昭天皇④，中倭之间在东汉时已正式交通往来，殆无疑义。

三国时期，中倭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已正式见于记载： “从郡（指带方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

狗邪韩国（指朝鲜半岛南部的弁辰），七千余里，始渡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即对马岛）。⋯⋯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日瀚海（指对马海峡），至一大国（即壹岐岛）。⋯⋯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今九州肥前松浦郡）。⋯⋯ 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今筑前怡土郡）。⋯⋯东南至奴国（今筑前那珂郡博多地方）百里。⋯⋯东行至不弥国（今筑前宇弥）百里。⋯⋯南至投马国（今筑后三潴郡），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台国（今九州肥后北部），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① 由此可知，在三国时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通往来，由洛阳陆行至辽东，由朝鲜带方郡沿海岸南下，渡海经对马、壹岐两岛，在九州肥前的松浦登岸，经筑前怡土、那珂、宇弥、筑后三潴，最后到达位于肥后的倭女王国。

从魏景初二年（238 年），邪马台倭国女王卑弥呼遣使来洛阳起，到正始八年（247 年）的十年间，倭使入贡四次。魏也遣使入倭两次。据《魏志·倭人传》记载，中国蚕丝就在这时传入北九州。

两晋时期，高句丽雄峙于朝鲜半岛北部，新罗和百济分据半岛的东南及西南部。日本大和朝廷统一列岛后，进窥朝鲜，掀起与高句丽争夺朝鲜半岛南部的战争，中国与朝鲜、日本的交往，一时濒于断绝。直至南朝时期，日本始不断派遣使者通聘于中国，在刘宋统治的五十九年间（420—479 年），

① ［日］梅原末治：《铜剑铜鉾》，《史林》第八卷、第二号。

②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序》。

③ ［日］青柳种麻吕：《后汉金印略考》。

④ ［日］太田亮书》卷八《日本古代史新研究》。

① 《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东夷·倭人传》。按《后汉书》《北史》《隋书》《太平御览》均作“邪骀国”，《魏志》本文作《邪■国》，当系传抄刊刻之误。

正是日本仁德天皇至雄略天皇统治时期，曾先后派遣倭使入贡十次之多。这时中国史书所提到的“倭国”，已是泛指日本，不再限于北九州了。

南朝与日本大和朝廷的交通路线，不同于三国时期。由于包括辽东在内的北部中国地区，已非南朝统治所及，又由于倭国与高句丽对峙于半岛的敌对地位，大和朝廷前来南朝通聘时，概由畿内难波的住吉津（今大阪）起航，经濑户内海至九州筑紫、松浦放洋，北经对马、壹岐两岛，至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再横渡黄海，沿今山东、江苏海岸进入长江，而达南朝的都城建康。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说：“按倭人自后汉始通中国。⋯⋯其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故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正是指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