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西方新地理学的传入中国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主义者为了加强对华侵略，搜刮我国资源，曾陆续派遣了若干地质、地理“学者”来华“调查”。其中如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H.M. Приевапьскии）、奥布鲁切夫（B.A.Обручев），美国人彭柏来（ R.Pum.Pelly ）、维里士（ B.Willis ），德国人李希霍芬

（F.V.Richthofen）和日本东京地学会的调查队等，前来中国搜集大量的地质地理资料。到了 20 世纪，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在英、法帝国主义者支持下，来华进行考古调查，测绘地图。斯坦因并盗窃了我国大量的敦煌文物，美国人葛德石（G.B Cressey）、卜凯

（J.Lossing.Bu-ck）等则长期居留中国，搜集了大量地理资料。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处心积虑，在上海设同文书院、中国禹域学会，长期研究中国各地地理。这些“学者”，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先遣队，他们虽然也引进了一些科学的地理知识，但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副产品，如地缘政治学、世界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和庸俗的地理主义等反动的资产阶级地理学思想，也直接传播到中国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在中国地理学界留下了极其恶劣的思想影响。

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我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地理科学的成就，首先在自然地理领域里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气象学、地形学、地图学等部门取得了一些成就。

气象学方面主要是对大气环流与气候区域的研究，中国气候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对于台风、季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等都进行了相当的工作，并第一次进行了中国气候区的划分。以后，又有若干学者继续对形成中国大气过程的气团分析、区域气候描述及气候区划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地形学方面，地质学家和地理学者对地形与河流发育的历史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李四光通过杰出的研究与考察，证实中国有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并对庐山的第四纪冰川现象作了详细的探讨，对中国地形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地图学方面，清末杨守敬在胡林翼采用西方经纬度绘图法绘制的《大清一统舆图》的基础上，详加考订我国疆域、行政区划、河流等的沿革和变迁， 编绘了一部集我国历代舆地学之大成的巨著《历代舆地图》三十四册。首为

《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次为历代分图，以各史《地理志》为主，标绘春秋至明各朝代的政区和山川形势，古、今对照，朱、墨套印。隋以前诸朝图， 多附有序、或表和札记，对《地理志》讹误，有所补正。比过去的历史地图详细精确。杨守敬和熊会贞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在完成《水经注疏》初稿的同时，编绘《水经注图》，该图亦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本，朱、墨套印，分标古、今地名，对《水经注》记叙的一千多条水道的流程，均作了较精确的标绘，疏图互证，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三十年代（1930—1933 年），申报馆利用最新的测绘成果，并参考中外地图七千多幅，制印成《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图采用了一千多个经纬点， 及适于中国的亚尔伯斯双标准纬线投影，比较精确。以后，又在这一地图的

基础上，完成缩制的《中国分省新图》，曾世英、方俊等又编绘成三百万分之一，按等高线分层设色的《中国地形图》，为中国近代地图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我国所出版的地图，大多以它为根据。

在经济地理方面，旧中国的经济地理工作者，对土地利用、交通地理、经济制图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工作，积累了一些资料，但他们大多因袭外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理论，并脱离中国生产建设的实际，成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