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方经济的上升及开始超过北方

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兵火之余，又被藩镇割据，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战乱的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北方人口的南流，使长江流域自东晋、南朝以来已经得到发展的社会经济更加迅速地增长起来，终于赶上并超过了北方。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兴修，大大增加了灌溉面积，并使许多荒废的土地开辟成肥沃的农田，江南的农业生产取得了突飞猛进。当时人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①。唐中叶以后，关中粮食的供给和财赋的来源，主要是仰赖于东南八道，即浙东（治越州，今浙江绍兴县）、浙西（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宣歙（治宣州，今安徽宣城县）、淮南（治扬州，今江苏扬州市）、江西（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鄂岳（治鄂州，今湖北武昌县）、湖南（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和福建（治福州，今福建福州市）。这八道包括长江中下游各地，其中以带海傍湖的浙东和太湖流域的浙西最为富庶，如德宗贞无（785—805 年）时，从东南八道运粮约一百一、二十万石，浙东、西两道即达七十五万石，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唐朝后期，江南的手工业也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几个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大多超过了北方。以丝纺织业而论，前节提到唐朝前五等的绢产地大都位于北方，中唐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吴、越成了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心。贞元以后，越州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达数十种之多。因而当时有“辇越而衣”②的说法，吴绫与越罗同享盛名，他如扬、润、宣、湖、杭、明、睦

（今浙江建德县）、荆（今湖北江陵）诸州的丝织品也一样列为贡品，成都的蜀锦更早已驰名全国。

盐铁，唐朝实行官卖，而盐铁转运的官吏，以扬州为其活动中心，即因为扬州附近是全国食盐的主要产地。《新唐书·地理志》举出全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分布于陕（今河南陕县）、宣、润、饶（今

① 《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

② 《全唐文》卷六三○《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书府君神道碑》。

江西波阳县）、衢（今浙江衢县）、信（今江西上饶县西北）六州，其中除陕州外都在长江以南。唐政府并在宣、润、饶诸州设厂铸钱。

制瓷业，南方的越州窑被茶叶专家陆羽（唐肃宗时人）视为佳品，质量在北方的邢窑之上。唐后期植茶事业发展到遍及长江流域及闽、广一带，运往北方的茶叶“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①。茶税成了当时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造纸业的重要产地也多分布于南方，宣、歙、杭、婺（今浙江金华县）、衢、越、均（今湖北均县）、益、韶（今广东韶关市西南）等州，都是当时有名的造纸地区，而以益州的麻纸和宣州的宣纸为最有名。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唐后期长江流域的商业也很活跃。位于长江、运河交会点，并作为漕米、海盐、茶叶集散地的扬州，是“雄富冠天下”的第一大都会。大食、波斯等外商也来这里进行贸易。长江上游的益州，则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其绫锦等丝织品的织造和金银器皿的制作都驰名全国。当时人们说：“扬一益二”②。可见，唐后期其经济地位已凌驾于长安和洛阳之上。唐初还相当寥落的杭州，这时已“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

③。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广州、泉州、明州在唐后期也都是著名的对外

贸易城市。唐政府在扬州、广州设有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广州、泉州都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继续混战，北方连续遭受天灾人祸，日渐衰敝与萧条，南方却有着比较安定的环境。不少北方人相率南徙，与南方人民一起开发南方，因而南方经济更为发展，农业及经济作物茶、桑等蒸蒸日上，日益超过北方。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经过五代十国，又进一步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北宋初期，尽管依靠了中原物质力量，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因政治中心仍建立在北方，中原地区社会繁荣依旧得到延续。但是，北宋建国，一直和东南地区的经济紧密连系在一起，北宋统治者一贯奉行“竭三吴以奉西北” 的政策。当时，各种经济部门都是南方优于北方，南方已成为国家的命脉，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①。时人富弼对此曾有详尽论述：“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锡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九道（江南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此九道者，朝廷之所供给也”②。

总的说，长江流域的开发远较中原地区为迟。从东晋至北宋末这一阶段，南方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形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其间又以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作为转折点。在此以前，南方经济的上升，出现了南北平衡，相互对峙的局面；安史之乱以后，这种均势由于北方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南方经济的继续开发而被打破了，开始出现了南方超过北方的局面。

①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

②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③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① 《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附从孙祖禹传。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