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外交通和贸易

三国时，孙吴黄武五年（226 年），大秦商人秦论又来到中国，并受到孙权的接见②。接着赤乌六年（243 年），扶南（位于今柬埔寨至越南南端） 王范旃遣使东吴，带来乐人及地方特产。林邑（位于今越南广南省南部至平顺省以北的东南部地区）王也遣使来吴聘问。赤乌八年至十三年（245—250 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③。“寻”指扶南王范寻。康泰和朱应在航海访问扶南期间，曾历游南海诸国。归国后，朱应写有《扶南异物志》，康泰写有《吴时外国传》等书，介绍南海诸国情况。前者今已全佚，后者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成为研究南洋各地古代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两晋、南北朝时期，到印度访问的中国僧侣，经海道往还的很多。东晋隆安三年（399）年，著名僧人法显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由陆路前往天竺西行取经。归程循海路，经师子国（斯里兰卡），到耶婆提国（苏门答腊）， 然后搭开往中国的商船回国。所乘巨舶，可容二百余人①。归国后著有《佛国记》一书（初名《佛游天竺记》，后又有《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行传》及《法显传》等名称），为研究中西交通及西域、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又刘宋末，扶南王阇耶跋摩曾“遣商货至广州”②。其它林邑、师子国、天竺等也与南朝有着通商关系。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马斯欧底的名著《金草原》，并有公元六世纪时我国和阿拉伯通商的记载。当时中国商船从波斯湾

① ②《后汉书》卷一一六《西南夷传》。

③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页 88—89。

④ 《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天竺传》。

① 《后汉书》卷一一八《大秦传》。

② 《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

③ 《梁书》卷五四《扶南传》。

① 法显：《佛国记》。

② 《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传》。

进入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阿拉伯古国希拉王国的首都）进行贸易③。南朝与海南诸国通商的口岸，广州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市），交州的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西捲（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④的繁荣景象。

早期对“南海”的交通，航海技术还不很发达，不得不依靠“蛮夷贾船， 转送致之”⑤。由于尚未掌握季风规律，只能沿海岸航行。在远海及越洋航行时，每“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⑤。又由于单纯依赖天文导航，“唯望日月星辰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⑦，外海远航还不很安全可靠。当时南海起航也只限于广、交二州，东南沿海尚未有对外贸易海港的开辟。海上丝路还处于发韧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