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明、清时期的中日海上交通

元世祖忽必烈征服高丽后，于至元五年（1268 年），致牒状于日本，两国关系极端恶化。后以朝鲜为响导，两次东征日本，使日本与中国的交通往来几陷于停顿。及至隔海东征失败，忽必烈改弦易辙，对日实行开放政策， 特于扬州淮东置宣慰使，诏谕沿海官司，鼓励与日本通商。日本幕府对日舶来元经商，亦不加限制。中日两国间虽无正式交涉，商船往来却络绎不绝。只是往来的船只几全为日本商船，恰与北宋时相反。

元代对日贸易海港，以庆元（宋代明州）为主，泉州、福州也常有日舶停泊。日本对元贸易港口仍为博多。日本商船由博多启航后，改经平户横断东海，至庆元登岸。他们多利用十月以后的东北季候风来华，次年四月借西南季候风返航。航速较快，一般约十日可达。

自元世祖东征以后，倭寇逐渐流行，这些从事劫掠的海盗，常混迹于日本商船中，难以辨别。有明一代，倭寇为患严重，几无岁无之。明政府一改唐、宋两代为收市舶之利而奖励海外互市的政策，把对日贸易作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手段。明太祖立国伊始，便遣使晓谕日本：“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①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 年），为严海禁，与日本缔结贸易条约，“给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贡，船止二艘，人止二百，违例即以定论。”①但日本勘合贸易船每违定制，舟及人数都要超逾定额。宣德七年（1432 年），又另订宣德条约， 稍事放宽限制，改为“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②。及至嘉靖年间，由于倭寇为患猖獗，勘合贸易又严加限制，改为“人不过百，船不过三”③。明

①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① ②③④《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代从永乐二年实行勘合贸易起，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止的一百四十三年间，勘合贸易船往来计十七次。

明代仍以宁波为对日贸易港，并在“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主之， 驻宁波。海舶至，则平其值，制驭之权在上”④。日船来明采取南宋时路线， 即由筑前的博多启航，经由值嘉岛横断东海到宁波登岸。然后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北上，经苏州、镇江、扬州、淮安、济宁、天津、通州，直达北京。由于中日民间贸易很发达，不少中国人侨居日本，在博多、平户岛等地，出现了华人聚居的“唐人街”。但这种友好往来，在倭寇骚扰东南沿海时期， 曾一度遭到破坏。

清初，解除明代的海禁，允许商民自由赴海外贸易。但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严禁国人渡海通商。因此，中日贸易权完全掌握在清商手中， 在康熙二十四年到五十三年（1685—1714 年）的三十年间，每年往航的清船达七十艘，最多时有一、二百艘。来自南京、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漳州及广东的商船，一概先停泊于舟山群岛的普陀山，等待西南季候风到来后， 横断东海，直驶日本所规定的对清贸易专用港口长崎。当时日本对来自我国的船舶，统称为“唐船”。它的含义很广泛，包括南京至福州的“口船”、两广的“中奥船”以及印度支那半岛国家开往日本的“奥船”。

清朝中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放弃锁国政策，并亟愿与清朝修好，共御外侮。同治十年（ 1871 年，日本明治四年），签订清日修好条规及第一次通商章程，本着相互均等的原则进行友好通商，中日贸易有了很大发展。晚清之季，从甲午战争起，日本参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光绪

二十二年（1896 年）缔结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及通商续约后，日本凭借其所攫取的优惠条款，逐渐控制对中国贸易及海上航运事业，从日本长崎、神户、横滨、大阪四个重要海港，通往中国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牛庄的重要航线，完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