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

与《山经》同时代而较迟于后者的另一部地理著作《禹贡》，也成书于战国之世③，全书以一千一百九十三个字概述了当时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内容。作者在最主要的“九州”一章中，假托大禹治水所划分的政治疆界，而以天然的山、河、海为标志，把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粱、雍九州，也就是九个区域。每州分叙其山川、湖泊、物产、贡赋、交通及少数民族居住的情况，还区分各州土壤的颜色、肥力以及田赋的等级。作者采取了有明显差异的区域对比的方法进行记述。如描述河、济之间的兖州植被状况为“厥草惟繇，厥木为条”；济南淮北的徐州为“草木渐苞”；江淮之间的扬州为“厥草惟夭，厥木为乔”。充分显示了黄、淮下游以至长江三角洲，从草木稀疏以至逐渐繁茂的自北而南自然景观的变化情景。作者这一根据自然地理特征分区的方法，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具有创造性的意义。

接着，“导山”和“导水”两章，根据山脉分布西高东低、西部集中东部分散的特点，以及河流水系按先北后南，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的顺序，依次描述。对长江流域的描写比较粗略，正说明当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人们地理知识的局限性。

最后“五服”一章，以离京畿远近把全国划分为五个地带，事实上这只是先秦时期学者的一种假想，有谓一服的距离为百里、五百里、以至千里， 实际上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古代郡国疆土，莫不因山川形势犬牙交错，不可能限定在纵横平直的规定距离之内。五服之说只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上统一的愿望。

《禹贡》对历史地理现象的记录与考证，已脱离《山海经》的原始形态而更为完备，它是古代中国综合性地理著作的典范。这部古老的地理名著， 直至清代还一直被认为是夏禹时代的作品，后人为它注释的很多，如宋程大昌《禹贡论》及《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禹贡说断》等。但最享有盛名的要算是清初的胡渭，他所著《禹贡锥指》二十卷（实二十六卷），图四十七幅，完成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该书在前人注释《禹贡》的基础上， 广泛征引，逐句加注，纠正前人注释中的某些谬误，并提出自己的创见。特别是书中“导河”部分，“附论历代徙流”，提出黄河五次大改道的论证， 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史的影响很大。这是一本对《禹贡》研究具有总结性的著作。继后，乾嘉学者注释《禹贡》的又有徐文靖《禹贡会笺》、丁晏《禹贡锥指正误》、程瑶田《禹贡三江考》、晏斯盛《禹贡解》等，分别为《禹贡锥指》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或校正，但对《禹贡》本身的注释，创见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