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宋与朝鲜、日本的海上交通

隋代和高丽发生几次战争，都使用了海军。其中开皇十八年（598 年）及大业八年（612 年）的两次，都是由东莱郡（今山东掖县）出发，直航平壤。大业十年（614 年）的一次，则由东莱渡过渤海海峡到辽东半岛的南部，再前往朝鲜。这几次海军航行线，大体上正是当时我国和朝鲜的海上交通线。至于日本，正值推古天皇时圣德太子摄政，为了进一步吸收中国文化，在有隋一代短短的三十八年（581—618 年）中，先后四次派小野妹子等遣隋使来华。隋也派遣使者裴世清到日本报聘。裴使日时采取的路线是：

“度百济，行至竹岛（今朝鲜全罗南道珍岛西南的小岛），南望聃罗国

（即今朝鲜济州岛），经都斯麻国（即今日本对马岛），逈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即今日本壹岐岛），又至竹斯国（即今九州的筑紫），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指山阳道西部秦氏居住地）。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①

由此可知，隋使入倭，仍由山东渡海至百济，然后南下经对马、壹岐两岛而至九州的筑紫，更东行经濑户内海至畿内的难波津，与南北朝时中日交通路线大致相同。

唐时，朝鲜半岛于公元 676 年为新罗所统一。中朝之间的海上交通得到发展。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主要通商口岸山东半岛的莱州（山东掖县）设有新罗坊；南方的楚州（江苏淮安）则设有新罗馆，为新罗人集中居住的场所。新罗来唐留学的人数也很多，仅开成五年（840 年）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一次即达一百零五人。

唐和新罗的海上交通路线，唐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宰相贾耽（730—805 年）曾有过详细的记载。他所述唐朝交通四邻的“从边州入四夷”七道，其中“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就是通向朝鲜的。其具体走法是：从登州

（今山东蓬莱县）出发，越过渤海海峡，到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今旅顺附近），然后循辽东半岛东岸到乌骨城（今东沟县东面）南方的海面，而至鸭绿江口。至此分两路，一路由鸭绿江的河道北航，再转陆路通往渤海王城

（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城西南七十里），即“渤海道”；另一路沿朝鲜半岛西岸到贝江口（或浿江口，今清川江口），再南行到唐恩浦口（今仁川以南的马山里附近），就是航线的终点，自此登陆向东南前往新罗王城（今朝鲜东

① 《隋书》卷八一《东夷·倭国传》。

南部庆尚北道的庆州），即“高丽道”①。

以上贾耽所述，只是唐与新罗之间比较通行的一条航线，至于由山东半岛出发，直接东航至朝鲜半岛西部海岸的航线，唐代以前早已开辟，当然还是继续通航的。

唐代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据日本文献中有关遣唐使的记载，除从日本出发，渡过“日本海”到渤海国，由贾耽所说的“渤海道”前来长安外，主要有三条从海上直接通航的路线：

新罗道：由日本畿内难波三津浦（今大阪三津寺町）启航，越过濑户内海、下关海峡，至九州大津浦博多（今福冈市的一部

分），更经壹岐、对马二岛，越过朝鲜海峡，沿朝鲜半岛西南百济海岸，横断黄海及渤海，至山东半岛的登州或莱州登岸，然后陆行经兖州、曹州、汴、洛阳，过潼关，到长安。基本上仍沿袭隋代路线。唐代初叶，日本遣唐使来华，都走这条道路。

南岛路：唐代中叶以后，因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国势强盛，阻断了日本入唐航路。《唐书·日本传》即有“新罗梗海道”的记载。为了使船只不再通过新罗领海，而当时日本南部滨临东海的多■（种子岛）、夜久（屋久岛）、奄美（大岛）、度感（德之岛）等统称为“南岛”的岛群，都已服属于日本，于是七世纪后半叶，另开辟了一条“南岛路”。即由九州大津浦博多出发，沿筑紫西岸南下，通过已归日本势力范围的南岛，横断东海到江苏扬州或浙江明州靠岸，然后沿山阳渎经高邮至楚州，转入通济渠，经汴至洛阳，再过潼

关，入长安。自唐长安元年（701 年）第六次遣唐使起，入唐路线即完全取道此路。

大洋路：南岛路由于东海风涛险恶，变幻莫测，当时造船航海技术也还不够发达，因而险情较大。八世纪后期，又开辟了南路。从大津浦出发，经今长崎县的平户岛、五岛列岛，越过黄海，直航长江口。这条航路称为“大洋路”，航线最短。若遇顺风，八天就可到达。跟北路相比，后者路程既长，且沿途多碇泊所，所费时日多于南路；在陆上，南路亦短于北路，扬州距长安一千三百七十七公里，且有运河水道可行，而登州距长安则为一千五百七十五公里，交通亦不若南路方便。跟南岛路比，则可避东海风涛之险。唐朝后期大多采取此道。

以上三条航线的先后开辟，是中日两国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而取得的成果。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 年）到昭宗乾宁元年（894 年）的二百六十四年间，日本先后派出十七次遣唐使及送唐使前来中国，规模空前。其中有几次人数均在五百五十人以上。最多的一次是唐文宗大和八年（834 年），日本使船总人数达六百五十余人。往来唐日之间的商船，为数也不少。仅在唐后期见于记载的，前往日本的唐舶，即有数十次之多。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和中国使者、僧人的交往，唐时汉文化在各个方面都移植到日本，给日本文化以巨大的影响。

① 原文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古地名今释参考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二，《求恕斋丛书》。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虽处于纷扰的局面，但中日之间的交通仍维持不断。南方的吴越和日本的贸易往来，特别频繁，明州（宁波）成为当时中日交通的主要门户。

宋代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王氏高丽，曾长期保持交通与贸易往来。除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方式进行的交易外，民间贸易往来也很兴盛。当时在中国的明州与高丽的贞州之间，商船来往络绎不绝。

北宋前期（公元十一世纪），日本适值外戚藤原氏全盛时期，实行闭关主义，禁止人民私自渡海，并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交往暂告停顿。日本商船也绝迹于中国。但北宋商船仍不断前往日本。在北宋统治的一百六十多年间，宋舶往来日本，见于记载的即达七十多次。

到十二世纪后叶，日本统治者改变政策，奖励商舶和南宋贸易，南宋也重视海外通商，中日之间的交通与贸易非常活跃，当时明州是主要的对日贸易港。南宋初高宗时，曾置市舶司于秀州华亭县，以统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江阴军等五市舶务。后来，陆续撤销了市舶司和几处市舶务，到宁宗时（1195—1224 年），仅留明州一处设市舶务了。日本与宋通商的贸易港则为筑前的博多。其航行路线为：由博多启航，经肥前的值嘉岛，横断东海而至明州。中日商船往来于明州与博多之间，贸易的频繁，甚至使宋钱币大量外流到日本而出现“钱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