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长江流域的开发与南方经济的上升一、早期长江流域的开发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传统的看法，似乎我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近年来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随着全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南方也先后发掘到一些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文化遗址，如： 1965 年发现的云南“元谋猿人”化石，生存的年代距今约有一百七十万年，

是我国迄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 1958 年在广东韶关马坝圩山洞里发现的距今约二、三十万年前的“马坝人”化石；在广西柳江通天岩的岩洞中发现的距今约四、五万年前的“柳江人”化石，分别代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智人的文化遗存。此外，还有在四川资阳发现的“资阳人”，在广西来宾发现的“麒麟山人”，也都属于晚期智人。

至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文化遗址，在南方的分布也很广泛，继江、汉平原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浙江吴兴（湖州市）钱山漾良渚文化、上海青浦菘泽马家浜文化的遗址之后，1973 年又在浙江钱塘江南岸的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有大量农业工具和炭化稻谷。据 C14 测定，其下层年代距今 6， 900±100 年，从而把我国栽种水稻的可考的历史，上推到距今七千年前，为论证我国是世界水稻起源地提供了有力的根据。珠江流域发现的，同样有大量石制农业工具和炭化稻谷的距今四千年前的马坝石峡文化遗址，则是目前华南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台湾及其附近诸岛上，还发现我国江准以南的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所具有的几何印纹陶器为特征的文化，证明在遥远的古代，台湾就与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上这一系列发现，说明我国南方文化，也渊源很古。

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流域宽广，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而位于五岭以南的华南地区，属热带、亚热带气候，作物生长期长，都具有发展以栽种水稻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农业的优越自然条件。因而，从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早期文化，以其自己的特点，在发展中自成体系， 与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原文化相媲美，也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以后，南方的生产力比中原地区低得多。西周时期， 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国，都是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家。春秋后期铁制生产工具的传入，使长江流域的农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国家也先后兴起，国力日渐强盛以至向北争霸。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的战国时代，楚国更是“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淮之利”①，成为当时七雄并峙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是通过五个世纪以来的种族斗争和融合，使华夏文化逐步扩大的结果。

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封建统一国家，并且向南方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推进，在那里设置郡县。秦始皇还开凿了连结长江与珠江水系的灵渠，派遣五十万人南戍五岭。这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此后， 南方的劳动人民，不断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开发江南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使南方经济逐步向前推进。

两汉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虽在中原地区，但南方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西汉时期会稽郡所统辖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由于经济的发展，到东

① 《史记》卷四○《楚世家》。①

汉时就分为吴、会稽二郡。当时，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①。位于荆湖地区的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②，也成为一方的经济都会。至于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早在战国时期农业发展就已取得很大成就，当时秦并巴、蜀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那里所产的粮食，以补关中的不足。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成都最为繁荣， 它既有“巵、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①，而所产蜀锦及漆器， 更是驰名全国。另外，濒临南海之滨的番禺（今广州市），则在汉代已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农业虽然远不能和黄河流域相提并论，甚至汉初淮河以南有些地方还仍然保持着“火耕水耨”的原始状态，但由于“地广人稀”，还是可以满足当地的需要而无所外求的。东汉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各地所生产的粮食，甚至有的已经运往江北了。

三国分裂局面形成以后，南方吴、蜀政权的建立，各自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发展水平虽不敌曹魏政权统治下的黄河流域，但长江流域的财力能够支持两个政权与黄河流域的曹魏并峙，正说明那里的经济已有相当基础。在吴、蜀政权的统治下，东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孙吴统治下的江南地区，由于中原渡江南下的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开发，再加上东吴统治者对屯田及水利事业也有一定的重视，江东地区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②的一片繁荣景象，而首都建业附近更是“其四野畛畷无数，膏腴兼倍，⋯⋯

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③，冶铸、煮盐、纺织、制瓷、造船等手工业也颇有发展，首府建业已成为一个繁荣的都会。大商人“乘时射利，财丰巨万”③，商贩白衣摇橹，“浮船长江，贾作上下”⑤，海船北航辽东，南通交广，商业也极发达。

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依靠四川“天府之国”的优越条件，都江堰的灌溉之利，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①，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绵竹、广汉一带农田亩产在三十斛以上②。盐、铁、织绵等手工业也极为发达。蜀锦产地成都，“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③，其盛可见一斑。

总的看来，尽管长江流域的吴、蜀两国，在经济上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黄河流域的曹魏，在经济力量上仍比南方的吴、蜀两国占着绝对的优势。西晋司马氏正是凭借这一优势，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事业。从远古时期到西晋为止，长江流域的开发远在黄河流域之后。这一时期，北方经济的发展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我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是在黄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