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开始经济重心的南移

宋室南渡后，北方人民因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压迫而流亡江南者日众， 高宗赵构认识到：要稳固其偏安政权的统治，必需“招集流离，使各安田亩， 最为今日急务”④。于是采取积极措施，安集流散于旷土荒田之上，贷给种子、农具与耕牛，免租三年或数年，使其安业生产，并注意农田水利的兴修。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①。当时农业生产最发达的两浙：“地沃而物颗，稼则割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②，“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③。荆湖地区：“其土宜谷稻，⋯⋯ 深耕溉种，率致富饶”④。即使南方的福建，也“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⑤。

手工业中最重要的丝织业，以两浙和四川最为发展。苏州、杭州、成都官办的三个著名的织锦院，规模宏大，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百人。有“挽综”、“用杼”、“练染”、“纺绎”等较细致的分工⑥。其所产织物，精致美观，花色繁伙。棉纺织业也因棉花的种植由两广、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而得到普及。当时已出现了以“铁杖”碾去棉核的工艺⑦，以及弹弓、纺车、织机等新的棉纺织工具。从此，棉布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衣着原料。

制瓷业。在南渡时迁到临安的官窑所烧的瓷器，“极其精制，釉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⑧。景德镇所造瓷器仿制北宋时的定窑（河北定县），又称南定。此外名窑有龙泉（今浙江龙泉县）章氏兄弟的哥窑、弟窑，吉州（今江西吉安市）永和窑，德化（今福建德化县）建窑，肇庆（今广东肇庆市） 广窑等。所产瓷器远销海外。

南宋偏安江南，汉、唐以来的中西陆路交通为海上交通所代替。造船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明、泉、广三大海港以制造大型海船著名。1974 年，在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其船舱多达十三个，载重量在二百吨以上。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船上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 快速如飞。岭外又有一种叫做木兰舟的，“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

③ 参见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之二。

①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②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

③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④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⑤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⑥ 费著：《蜀锦谱》。

⑦ 方勺：《泊宅编》卷三。

⑧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官窑》条。

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①，规模之大可见。

其它如制茶、造纸、印刷、制盐、矿冶业等也无不发达。制茶业广及东南各路；造纸业则因印刷业的盛行而发达；制盐业在绍兴末年仅泰州海宁所产，即“过唐举天下之数”，有“南渡立国，专仰盐钞”之说；矿冶业中产铜丰富的韶州，“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②。规模也很可观。

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南宋第一大都市临安，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人烟稠密，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盛，“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凑， 非他郡比也”③。此外，平江（苏州）、建康、鄂州（武昌）、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

海外贸易方面，沿海的泉州、广州、明州都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市舶司收入在渡江初的建炎二年（1128 年）达二百万贯，占政府总收入一千万贯的五分之一④。为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 年）岁入六十三万贯的两倍多。

南宋时南方经济的迅速上升，进一步打破了南北经济发展的均势，南方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北方，史称：“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⑤。南宋政权即依靠半壁山河的赋税收入，支持小朝廷的庞大消费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而北方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下，经济遭到过严重的破坏，待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以后又受到蒙古贵族南下带来的严重破坏，连北方号称最繁荣的城市中都燕京，也成了“市井萧条，草莽葱茂”⑥的废墟。到窝阔台、忽必烈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情景。但是，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商业、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仍然是长江以南地区，于是我国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从南宋开始的经济重心的南移，成为我国南部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