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以沿海为基地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从 1842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起，外国侵略者先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强开商埠，并取得租借地、协定关税、海关行政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权、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经济特权。外国资产阶级即凭借他们所攫取到的这些特权，把中国当作它们产品的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向中国倾销大宗的鸦片、棉制品、棉花、煤油、钢铁、糖类和粮食等。他们在各商埠开设的商号（包括分支行号），1364 年达三百八十一家。其中上海一百八十九家，汉口三十七家，宁波、福州各二十九家，广州二十四家，天津十七家，其它港口分布五十六家。他们为了运销货物和搜刮原料的方便，把经济侵略的据点设在中国沿海地区及长江沿岸交通便利的地方，这就造成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畸形发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了。自 1894 年 7 月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开始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结果协议实行所谓“门户开放”政策，除继续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外，又向中国大量进行资本输出。各帝国主义在他们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办工厂，开矿山，搞航运，修铁路，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直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他们还在中国设立银行，通过贷款给中国政府，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厂、开矿、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和各种矿产资源，并使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制造商品，就地推销。在工矿企业中，如英国经营的开滦煤矿、焦作煤矿，日本经营的抚顺煤矿，德国经营的华德煤矿等，即垄断了中国煤矿的绝大部分产量。在机械开采的铁矿业和新法冶铁业的产量上，帝国主义企业占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六①。其他如棉纺织业、船舶修造业、公用事业、食品工业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它们在中国投资所建立的企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各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以及沿外国铁路的特权区域如东北等地。1930 年，在帝国主义企业投资总额中，上海一地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八，东北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九。外国资本投资地区的集中，造成了中国沿海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工业分布的极不合理和城乡的严重对立。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为了便于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它们还以直接经营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运输业。开始以在中国兴办航运业为主，如英国的太古、怡和，美国的旗昌，日本的日清等轮船公司，多以沿海港口为据点，垄断了

① 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 132—133，127。

中国的远洋和内河航运。以后更把注意力转向铁路投资方面。他们在中国各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修筑铁路。一部分是从他们所控制的海口向内地伸延，如英资兴修的沪宁铁路、沪杭甬铁路，即由上海通往太湖附近的富庶地区，以便于囊括这里的财富。英、德合资经营的津浦铁路，由天津到浦口，与沪宁铁路相接，这是英国为了把它的势力范围从长江流域伸展至华北地区而兴建的。当时德国人正把山东划入它的势力范围，占有青岛胶州湾，它除参与津浦路北段的兴建外，并兴修了由青岛通向济南的胶济铁路。

有的铁路是帝国主义从它们的属地或本土修起伸入中国境内的。如英国从香港九龙伸向广州的广九铁路。法国从其属地安南（今越南）河内为起点，伸向云南的滇越铁路。日本从其属地朝鲜伸向东北的安奉铁路（即今安沈铁路）和吉会铁路（今长图铁路的东段）。帝俄的野心更大，不仅从它的国境西伯利亚起所修的纵贯东北的东清铁路（今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并取得铁路沿线的警政权，而形成了一条漫长的铁路租界。俄、法两国并进一步操纵由比利时款项兴修的京汉铁路，妄图把它们的侵略势力伸向英国人所控制的长江流域。英国则取得了牛庄铁路与山海关至新民屯铁路（即沈山铁路）建筑权，把它的势力发展到长城以北。

当时，中国所兴建的极有限的铁路里程中，绝大部分为帝国主义所占有。如 1927 年为一万三千公里，外资经营的占百分之九十二①。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最初通过航线从它们所控制的海口向内地伸延，他们所要求开放的商埠，多在沿海沿江交通便利的地区。从鸦片战争失败，英国强行割去香港及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起，以后在沿海继续开放的商埠，在广东的有潮州、拱北、北海和琼州①，在福建的有三都澳和鼓浪屿，在台湾的有淡水和台南，在浙江的有杭州和温州，在江苏的有海州，在山东的有青岛、威海卫、芝罘和龙口，在河北的有天津和秦皇岛，在辽宁的有牛庄、锦县、葫芦岛和大东沟等处。帝国主义还利用内河航行权，在沿江流域也开放了许多商埠，长江流域除上海外，有吴淞、芜湖、九江、宾兴洲、汉口、岳阳、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等，珠江流域除广州外有三水和梧州等。

铁路沿线开放的商埠，数量就更多了，如沪宁铁路沿线的苏州、无锡、镇江和南京，津浦铁路沿线的浦口、蚌埠、徐州和济宁，至于同时又是胶济线起点的济南，则与周村、潍县一起辟为商埠，京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郑州，京包铁路沿线的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和包头，滇越铁路沿线的河口、蒙自和昆明都开辟为商埠。在东北境内，帝俄经营的东清铁路及其由哈尔滨至旅顺、大连的支线——南满铁路（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攫取，即今长大、长滨两线路）沿线开辟的商埠那就为数更多了，前者有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绥芬河、宁安、依兰等，后者则有奉天（今沈阳）、辽阳、铁岭等②。

帝国主义在沿海、沿江及东北地区的一些商埠如广州、厦门、福州、杭州、上海、天津、营口、安东、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沈阳等城

① 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 248。

① 在广东另有公益埠、香洲、铜鼓和中山港为自行开放商埠。

② 沙俄及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在东北开辟的商埠最多，其它如吉林、安东、爱珲、珲春、凤凰城、洮南、新民屯、法库门、郑家屯、通江子、头道沟、百草沟、局子街、龙井村等小城镇和小村也都成为商埠。

市设有租界。他们并在沿海地区强占租借地，如英租借九龙半岛和香港附近岛屿；德、俄分别强租胶州湾及旅顺、大连，以后旅大又转到日本手里；英、法又分别强租威海卫和广州湾。葡萄牙则早已占据澳门。

图 8－3 近代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的发展

帝国主义即以他们在中国所取得的商埠和租界地为据点，搜刮原料和扩展市场。他们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商行，据 1930 年统计为八千二百九十七家，贸易投资额为五亿五千五百万美元①。他们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1928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二亿一千八百余万两②。其中百分之九十操纵在外商手里。他们从沿海通商都市一直到内地穷乡僻壤，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以榨取中国人民的脂膏。帝国主义还在中国设立银行，如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俄国的道胜、法国的东方汇理、日本的正金、美国的花旗等，到 1926 年为止，计设立六十五行，分支机构二百二十六处③。通过垄断中国国内的金融活动及外汇、发行纸币和对中国政府借款等方式，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这些贸易公司和银行，也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更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