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元、明、清驿道在边陲地区的发展

元、明、清三代，作为国内主要交通干线的驿道，仍略如唐时，惟在边陲地区，有所发展。元蒙古族统治极盛时，由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尔和林）起站，到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一

①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

① 《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

路通向波斯的伊利汗国；一路通向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汗国都城萨莱，西至多瑙河畔的匈牙利，形成横贯欧亚大陆的国际邮驿路线。当时驿道所经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深受元邮驿制度的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元帝国建立以后，开始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网，南至安南，西北由别失八里（今新疆乌鲁木齐至阿克苏地）抵达太和岭（今里海西大高加索山脉）①，都有驿道可通。

元代在全国交通线上都设置了“站赤”（站赤蒙语音译，意为管理驿站的人），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②。在蒙古地区的驿站，由专设的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为维持驿传交通，特设立站户， 与民户异籍。站户人身固定在驿站上，他们负责供应驿马、车辆、驿递夫的食粮和来往使臣的膳宿。“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 饥渴则有饮食”②，服务极为周到。至于为传送紧急公文而设的急递铺，则仍沿袭宋代的制度，但元时每十铺设一邮长，并在大都设总急递铺提领三员， 组织更加严密了。

明改元代的站赤为“水马驿”与“递运所”，前者供应驿马，后者供应车辆。急递铺则仍如元制。另外，为接待外邦使臣，专门设立“会同馆”， 有南、北二馆，分设于北京及南京。明代还实行“勘合”，就是用驿的符信， 以作为辨验的凭证。

清代的驿道以北京的皇华驿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关外通向东北及西北方向的驿道交通，较前代有所发展。由直隶出关通往盛京、吉林、黑龙江， 以及由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杀虎口通往内蒙六盟四十九旗的驿道，与腹地各省一样，沿途设有“驿”和“站”；由张家口向西北，通向外蒙地区， 包括经赛尔乌苏达库伦，更向北抵恰克图，和由乌里雅苏台向西抵科布多， 然后分道北达边境、南抵古城的驿道，沿途设有“军台”；出嘉峪关通往新疆天山北路巴里坤、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及伊犁，和通往天山南路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的驿道，沿途设有“塘”。自打箭炉入西藏的驿道，沿途则设有“站”。除去上述按不同区域分别设立的“驿”、“站”、“台”、“塘”以外，另有专司递送官物的“所”（后裁并归驿），以及专司走递公文的“铺”（与驿并列，设于各省腹地）①。以上六种邮驿机构的设置，其间隔距离按照所处地点的冲要与偏僻情况而定，它们都备有夫役、马、驴、车、船以供差遣和传报。所有邮驿机构统归工部管辖。清末成立邮政局后，驿站事务改归邮传部管理。辛亥革命后，民国三年，驿站裁撤，相沿几千年的邮驿制度，自此宣告结束。

近代铁路、公路的兴起，逐渐代替了古代的驿道。几千年来，以车马为主要交通工具，以驿站为最方便、最敏捷的陆路交通组织形式，逐渐让位于先进的效率高得多的火车和汽车，从而起了本质上的变化。但是，倘从我国陆路交通发展的过程来看，开始形成于秦、汉时期，并在唐、宋时期趋于完善的以驿道为主的交通网，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我国境内的主要交通干线，后人只是在继承它的基础上有所扩展而已。我们在今天铁路纵横、公路如织的近代交通网中，仍不难找到它昔日的痕迹。

①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

② ③《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

① 参见《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各卷《驿递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