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本书所应持有的态度

经过分析，我们明确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容实质。这种分析以及通过分析而得到的内容实质有助于决定我们对本书所应持有的态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东方和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普遍赞同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根据我们的分析以及通过分析而得到的本书理论体系的内容实质，我们认为：对本书的理论体系应该持有否定的态度。其理由在于下列三点：

第一，包括《经济学》第 12 版在内的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说，不过是西方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政治上和实践上的风向而对经济现实作出的解释。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在西方占正统地位的经济思想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学说。30 年代以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中代替了传统的学说。40 年代末期，为了维护西方经济学的一致性，《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森在该书中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正统地位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中期。此后，新的学派逐渐形成，企图取代新古典综合派的正统地位。1985年间世的《经济学》第 12 版把新学派的各种思想进一步综合到该书的宏观经济学部分，以便取得较普遍的赞同与支持，从而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可以看到，随着所史条件和社会风向的变化，西方正统学说也不断改变说法。萨缪尔森在第 12 版中承认：“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演变式的科学。它改变自己，以便反映社会上和经济上的风向的改变。本书的新版本的每一章也都反映了经济学的演变的性质”。①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说具有暂时的性质，昨天的说法，今天可能已经过时，今天的观点明天也同样可以被抛弃。西方经济学在实践上的这种演变方式表明：它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二，尽管西方经济学各派之间有种种分歧，但它们却具有一个共同之

处，即都是从简单商品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读者在本

书中可以看到，虽然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在表面上看来比较复杂，然而，简单说来，西方的整个宏观经济学可以被归结为对两个问题的研究。（1）总需求是否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等于总供给的问题。如果二者相等，那末，西方学者便认为，宏观经济的运行使处于理想的状态，即处于充分就业的水平。这就是说，如果社会的全部企业在充分就业时的产值（W）能够被卖掉（换到 G），那末，它就会用同等数量的 G 向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全体居民）去换取等价的生产要素（W）。另一方面，当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包括企业家在内）买掉生产要素（W）以后，即换取到等量的 G 以后，如果他们能用相同数量的 G 去购买全部企业在充分就业时生产出来的 w，那末，企业在充分就业时的产品（W）就会全部被买掉。这时，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充分就业的水乎上相等，即宏观经济的运行便处于理想的状态。换言之，只要企业的上述 w—G—w 过程和居民的上述 w— G—w 的过程均能完成，宏观经济的运行便不会存在问题。（2）如果总需求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不等于总供给，那末，上述两个过程便不能完成，从而，宏观经济的运行便会发生波动。于是，西方学者的任务就在于提出政策建议去消除这种波动，也就是说，使得上述两个过程得以完成。为了完成这两个

过程，西方学者的建议不外乎保持流通渠道的畅通，因为，只要流通渠道畅通，两个过程就能得以完成。

然而，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一切人士都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是为了谋取利润，所以它的宏观经济的运行不可能是简单商品流通的过程（w—G— W），而必须是 G—w—G′。而且，G 到 G′的变化不仅仅是个流通问题，它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学》第 12 版着重研究的是流通过程的理论和保持流通渠道畅通的政策。这对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问题，无疑是有一定作用。但是，它丝毫没有触及到生产领域，所以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西方世界的问题。因为，保持流通渠道的畅通固然有助于实现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剩余价值，却不保证剩余价值必然得以实现。当剩余价值不能实现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便会产生问题。因此，旨在保持流通渠道畅通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过是一种治标之道。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真正理解剩余价值形成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对策。

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分析的对象以及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均不符合于以 G—w—G′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或在很大的程度上不符合于这一现实。

第三，正是由于理论体系和政策建议不符合于现实的原因，所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上的效果难于令人满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使用了第 12 版《经济学》所论述的某些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都不怎么理想。拿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的失业率大致为 7％左右；通货膨胀率为 4—5％；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 1960 到 1981 的 21 年间，它的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主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2.3％，而根据同一报告，我国在同一期间的同一数字为 5％①。西方经济政策要解决的就业、物价、经济增长等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此外，在收入分配上，贫富的悬殊在近年来愈来愈加突出。根据美国官方数字②，在 1985 年，收入最高的 20％的家庭占有国民收入的 43.4％，而收入最低的 20％的家庭占有国民收入的 4.6％，二者的差别接近于 10 倍。很显然，西方经济的现实并不符合“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论证的“理想状态”。

综上所述，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原则，我们必须对本书的理论体系持否定的态度。此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们也必须如此。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尽管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我们对本书应持否定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本书相当多的概念、论点和方法确实可以反映经济生活中的现实情况，从而具有科学的意义。

它们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之所以成为问题，原因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西方经济学者对它们的解释和运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举出下列三个例子：

第一，生产函数的概念（见本书第二十六章）。这一概念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代表着产品和投入的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关系。然而，西方经济学者却把它用作为边际生产率分配论的基础。因此，在本书中，代表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被用作辩护工具。

第二，银行制度可以创造存款的论点（见本书第十四章）。在现有的条件下，西方国家确实可以通过对银行准备金的控制来使银行存款多倍扩大或收缩。这一论点反映了存在于西方金融市场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夸大这一多倍扩大或收缩的作用，认为西方国家金融当局能够有效地通过货币政策来稳定它的经济波动，这便成了错误的说法。

第三，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见本书第三十六章附录）。该方法根据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技术关系，使用联立方程来决定各部门之间相互购买的产品数量。只要客观条件符合于该方法所赖以成立的前提，它当然可以求得意想的结果。然而，由于西方国家的各经济部门间的正常比例经常遭到破坏，所以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西方国民经济上的应用往往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由此可见，对于这本书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我们在基本否定其整个体系的同时，还应看到它的个别概念、个别论点和个别方法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以后，我们更应如此。《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