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GNP 到经济净福利（NEW）

^{①
这个基本的然而却是复杂的恒等式通过回顾关于可支配收入如何定义的讨论
就可以推导出来。这个定义，以及 C＋I＋G＝GNP
的公式，可以被用来提供一个恒等式的代数证明。这样，根据 DI
的定义：} GNP

≡（DI－消费者利息）＋GCS＋Tx－Tr，其中 Tx 是说收，Tr 是转移支付。此外，NPS=DI－C－消费者利息。加上和减去 G，并把（DI－消费者利息）加以分解，就得到 GNP≡C＋[（NPS＋GCS＋（Tx－Tr－ G）]＋G≡C＋[（NPS＋GCS＋（NGS）]＋G 但是回想一下环形上部定义 GNP≡C＋[I］＋G,因此，我们确实证明了储蓄与投资恒等[I]≡[NPS＋GCS＋NGS]

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单纯的物品和劳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不很迷人。GNP 作为经济福利的衡量尺度之所以不很迷人，首先是因为，它包含很多对个人幸福没有明显关系的因素，其次是因为有关福利的关键因素却忽略掉。简单说来，GNP 是衡量一国实际经济福利的一个有缺陷的指标。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通过调整 GNP 数字来得到一个更有意义的衡量尺度“经济净福利”（NEW）①是可能的。让我门看一看现在所衡量的 GNP有什么问题。

应该加上的东西：例如闲暇假定当你由于变得更富有时，以便既从物品和劳务中也从闲暇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那么，虽然福利已经上升，而衡量到的 GNP 却已下降。所以，为了纠正闲暇的精神满足，必须加上一个正数的纠正量，以便从 GNP 中得到 NEW。

再考虑一下你自己在家里做的劳动——烹调或装修隔墙。由于新增价值不是在市场上买卖的，所以它们从来不计入 GNP 的物品和劳务之中——不管是在环形的上部还是下部。NEW 的估计将需要计人类似的自己干的活的价值。

应该加上的：地下经济近年来，许多经济学者声称已经觉察到地下经济的迅猛增长。地下活动有两种：非法的活动（如毒品贸易或职业杀手），和合法的但却由于逃税而没有计入的活动（如为了得到一些$20 钞票的报酬而为你在夜间建造车库的木匠）。

一般说来，国民收入会计人员在衡量国民产出时把非法活动排除在外—

—社会舆论认为这些活动是“坏处”而不是“好处”不断膨胀的可卡因贸易不会计入 GNP 或 NEW。

地下活动的第二个来源，即那些生产了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但可能被国民产出统计人员遗漏的大批木匠、医生，保姆和农人应当怎样处理呢？

以爱德华·菲杰和彼得·古特曼为首的几位经济学者声称，这个部门是欣欣向荣的。他们考察了财务数据。（特别是现金的使用，这是地下经济的主要交易形式），得出结论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的实际 GNP 增长由于忽略了地下活动而被大大地低估了。有些人指出：是高税率刺激了市场外的活动。

独立研究得到的证据肯定了这些观点。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指出：近年来对联邦所得税规定的总的遵守程度已经下降。结果是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逃过了税收人员的监视的眼睛。①

另一些经济学者表示怀疑。尽管他们不否认经济产出的 5％、10％或 15

％没有向国内收入署呈报，但这些怀疑者疑心这个数量是否正在增加。他们指出，国民收入帐户已经把未呈报的活动计算在内。

^{①
这里的讨论取材于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的文章：《成长论过时了吗？》载于《五十周年学术报告，v》（全国经济研究局，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72
年）。我们用意义更确切的经济净福利}

（NEW）的名词来代替早期的经济福利尺度（MEW）概念。我们把他们的 1929—1965 年的估计数字增

补到 1984 年

^{①
国内收入署是怎样估计非遵守的程度的呢？他们已经实施了一个叫做纳税人遵守程度衡量方案}

（TCMP）。这个方案抽取少量家庭作为样本，迫踪每一张废纸片和并且，以重新确定这些家庭的真正收入。有时，国内收入署甚至盘问你是怎么弄到钱去买你喜欢的汽车或波斯地毯的。使用由 TCMP 样本得到的少呈报的估计，会计人员增加呈报的收入报告书，以便得到前面表 6—6 中所显示的国民收入帐户。

另一个证据来自对国民帐户和就业数字的考察。爱德华·F·丹尼森仔细分析了 GNP 数据以后断定，错误的主要根源可能在于低估了就业，但是，呈报的就业数据来自两个完全独立来源（家庭和厂商），这两个来源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它们都表明就业人数对人口的比率近 10 到 15 年来急剧上升。丹尼森得出结论：“既然呈报的就业人数不断上升，那么由于地下经济的增长而造成的国民收入和产量的增长不会被低估太多。”②

应该减去的：环境的破坏上述 GNP 的偏低衡量和不足之处还容易理解。较为困难的是现有 GNP 中的一些偏高的衡量。除了加上“好处”（例如，空调所带来的舒适）以外，还应调整 GNP，以便减去“坏处”（例如，空调要烧煤发电，从而造成了空气和水污染，财产损失以及不利于健康环境）。很明显，每当这些活动的社会成本不反映在市场产出或价格上时，我们就应与减去这些“坏处”的经济成本。

例如，市郊居民使用 1000 万千瓦小时的电力，每千瓦小时向公用公司付 10 美分，这$1000 万偿讨劳动成本、工厂成本、石油—煤炭—核能—水力发电的燃料。但是，假设该公司对于它在环境上所造成的公害——煤和石油释放出的硫、水中的油膜，放射性溢漏，等等——没有付出任何货币成本。

为什么我们说“没有付出任何货币成本”呢？因为这种情况涉及“外部经济效果”——一种没有被厂商或电力使用者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对外部经济效果的讨论见第三章）。假设除了直接成本 10 美分以外，周围住户还受

到每千瓦小时 1 美分的环境污染。这个成本（这是对受硫、油膜、酸雨危害的树木、鲑鱼、河流和人而言的）公用公司没有支付。这样，“外部”总成本就是$100000。为了纠正这些隐蔽成本，我们在计算 NEW 时必须从$100000 “电力好处”流量中减去$100000 的“污染坏处”。

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全面描述如何进行各种调整，以便从实际 GNP 中算出 NEW。另一个主要的修正是要减去政府中间物品和对城市人口拥挤所作的调节。最终结果在图 6—4 中表示。

我们看到，NEW 增长比 GNP 慢。在一个人口越来越稠密、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电厂或复杂的有机化合物的世界中，这种差别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依靠像 NEW 这样的更加全面的国民产出衡量尺度，社会就能够更加清楚地考虑它应优先解决的问题。社会并不需要被束缚于单纯的物质增长之中，除非它愿意这样做。经济可以追求更广泛的目标，为工作与闲暇之间的适当平衡，或更好地利用资源以保护我们的外境——如果这些都被人们认为是很重要的话。

图 6—4 经济净福利（NEW）增长慢于 GNP

闲暇方面的调整会使人均 NEW 的增长快于人均 GNP 的增长。但是，现代城市他的不愉快之处

（污染增大，等等）使 NEW 的增长放慢。你愿意牺牲多少 GNP 的增长来提高生活质量和 NEW 的增长呢？（资料来源；W·诺德豪斯和 J·托宾，《成长论过时了吗？》，《五十周年学术报告，v》，国家经济研究局，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 年）；本书作者增补了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