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的工具和目标

每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一定会碰到宏观经济学的目标和工具问题。但是在美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怎样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解是粗浅的。除了“平衡预算”这类众所周知的教条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组成一种对经济进行管理的首尾一贯的理论。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了宏观经济科学第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件,它是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开创性贡献引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会正式宣布联邦政府对宏观经 济表现负责,这反应了凯恩斯观点的影响日益扩大和对大萧条卷土重来的惧怕。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性的 1946 年就业法案,该法案指出:

国会特此宣告:联邦政府的持续的政策和责任在于使用一切符合于其需要和义务的可行手段⋯⋯来促进最大量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

注意:前面讨论的四个目标中有三个正式写入就业法案。当时坚挺的美元和数量微小的外贸部门使得对外经济问题在三十年中没有受到重视。

在国会提出这些崇高、但有点模糊的目标的同时,就业法案建立了一个

经济顾问团(或 CEA)作为总统工作人员的一部分,负责诊断经济健康状况和开列适当的处方。①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经济的不良表现促使国会重新评价 1946 年

法案,结果,国会通过了 1978 年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案。一般按它的两

位发起人的名字称为汉弗莱·霍全斯法案。由于不满意 1946 年就业法案的模糊标准,新法案建立了数量指标——4%的失业率和 3%的通货膨胀率的临时指标——作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目标。

不像早期的法案,1978 年汉弗莱。霍金斯法案没有力改善的政策环境或经济表现作出贡献。它固然建立了数量的和有雄心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太精确了。而且它们太雄心勃勃了。自从 6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一直没有接近过这些目标。由于太不现实,它们实际上没有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指导。最后,1978 年法案没有创造出任何能使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工具。①

为什么实现汉弗莱-霍金斯法案的有雄心的目标,或者明智观察者的确实比较合理目标,已被证实力是不可能的呢?为什么国家在 80 年代早期陷入接近 11%而不是 4%的失业之中,同时还伴随着 3—13%的通货膨胀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存在于客观经济所面临的约束和替换的性质之中。在第二章,我们见过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概念。这条曲线表明,我们不能既使大炮达到最大量又使黄油达到最大量,或者既使今天高消费又使明天也高消费,或者使私人和集体的消费都达到很大的数量。你不可能使你今天吃完的蛋糕到明天还存在。

① 除了向总统提出建议外,CEA 的主要公开职责是准备每年随总统预算一起发表的《总统和经济顾问团的经济报告》。这份文件是宏观经济研究人员的必要读物,因为它包含丰富的统计资料和对当前经济趋势的判断,同时也有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分析和辩护。有时这份枯燥的文件会引起争议。在 1984 年,里根总统的财政部长说:里根总统的 CEA 的报告应当“扔进废纸篓里”。

① 在这个法案的较早版本中,曾规定要把联邦政府建成“可以指望的最后一个雇主”,并要建立一个大的“计划”机构。这两个新工具对经济温和派和保守派都是不能接受的。这两条从法案中删除以后,所剩下的便只有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在宏观经济中同样有替换关系。

宏观经济学牵涉到在各种不同的主要目标之间作出选择。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高额消费和高速增长。要降低高通货膨胀率或是需要一段高失业和低产出的时期,或是需要通过工资一价格政策来干预自由市场。这些困难的选择是每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必然会面临的种种选择中的一部分。

在所有宏观经济问题中,最令人痛苦的是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所作的

短期替换。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二和第十三章所看到的那样,价格被习惯性力量,被意外冲击所推动。如果失业接近其自然率,如果没有需求或供给的冲击,那么本年的价格就会继续按与上年相同的速度增长——通货膨胀就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通货膨胀达到难以忍受的高度——价格以每年 10%或 15% 或 20%的速度增长,一国怎样才能降低这种通货膨胀呢?通过造成或容忍一段高失业和 GNP 缺口的时期,通货膨胀便能得以降低。

最近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 70 年代末出现的。伊朗国王倒台后,石油生

产下降,油价从每桶 14 美元猛增到 34 美元。通货膨胀从 1977 年的 6%上升到 1979 年的 11%。

美国和国外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被这种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所吓倒。卡特总统苦恼着:他究竟应该使经济减速,听任失业上升,抑制经济增长,从而引起工会的愤怒和失去一半选民的支持,总之使用所有一切来降低通货膨胀呢?或者,他还是应该采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甘冒触发更大通货膨胀的风险,从而引起工商界的愤怒和失去另一半选民的支持呢?卡特选择了经济减速和失业上升。

所有工业国家在 1979 年石油价格上升以后遇到了同样的两难困境。有些国家,如撒切尔的英国,选择了严重的衰退。其他国家,像密特朗的法国, 试图刺激经济。

但是每个国家面临的教训都是相同的:

不管领导人是美国的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是英国的保守党人还是法国的社会党人,一个国家都不能逃避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短期替换。所有的人都懂得:在价格和工资由自由市场决定的经济社会中,减少通货膨胀的政策必然要在高失业和大的 GNP 缺口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个两难处境的相反的方面也是真实的。如果一国希望在产出大大高于

潜在 GNP 的情况下享有极低失业率的成果,那么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回来。正如我们在本章后半部分将会见到的那样,当约翰逊总统在 1960 年把经济推到大大高于其潜在产出水平时,国家受到了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的报应。

其他的选择也缠注了宏观经济学。一个国家能够用工资和价格管制来暂时抑制通货膨胀,但结果是价格扭曲和经济缺乏效率。要提高潜在 GNP 的增长率就需要向知识和资本投资,但是当一个高度就业的经济投资过多时,它就只能享受较少的电影或滑雪旅行。我们能够在国际贸易上开放我们的国家,从而享受低价的尼康照像机和丰田汽车;其结果是:这些行业中的美国工人会丢掉了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迁居或者接受工资削减。这里没有容易作出的选择!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后一句话:本书的讨论是分析性的,因为我们试图理解行为的一般规律和规则。实际决策——诊断、开处方、劝说、敲桌子

——常常是混乱的和吵闹的。分析与现实的差别类似于足球教练员的图形设

计和图形设计的实际执行之间的差别,或者将军的作战计划与战壕里的流血和混乱状态之间的差别。

举几个例子: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不仅在如何权衡通货膨胀与失业上具有分歧,而且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替换关系也是如此。里根政府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受到其政治哲学(强大的防务和低税收)而不是受其宏观经济哲学的支配。结果在那位共和党人主持下,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联邦赤字,与此同时,人们却听到属于共和党的一位财政部长说:大幅度税收削减和赤字支出毕竟不是那么糟的。

弯曲和倒转,前后矛盾和权宜之计——这些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在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公开声明中也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