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

迄今为止,我们集中论述的是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作用中的缺陷——也许是可以通过审慎的干预纠正的缺陷。但是,让我们暂且假定:经济以完全的有效率的方式运行——总是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缘上,而从不在它的里面, 总是选择公共和私人物品的正确数量,如此等等。即使市场制度象我们刚才描述的那样完美地运转,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它并不理想。为什么呢?

首先,物品跟随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最大的需要。一个富人的猫喝到的牛奶,也许正是一个穷人的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需的。

这是因为供给和需求的作用不健全吗?根本不是,市场机制所做的,正是人们要它去做的——它把物品交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的手中,这些人拥有最多的货币选票。价格机制的辩护者和批评者们应当认识到,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①。如果一个国家花费在宠物食物上的支出高于花费在给穷人以高等教育上的支出,那么,这是收入分配的缺陷,而不是市场的过错。

但是,这样一种结果可能在政治上或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社会没有必要把市场竞争的结果——能生存的人才能生存——当作神圣的权利或世俗的正义而接受下来。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我们到达生产可能性边缘的外围极限,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以可接受的方式来分配那些产品的。当一个民主社会不喜欢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用对货币选票进行的分配时,它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采取措施来改变其结果。

市场制度中的收入分配,似乎往往是技术或偶然事件的结果。假使机器人的发明使得劳动的竞争价格大为降低,从而减少穷人的收入,把国民收入的 95%转交给机器人和它们的所有者。所有从道德方面考虑问题的观察者都必然会认为这是对的或理想的吗?不大可能。

但是,那却可以是市场制度下的应有的情况。一个人由于继承了 500 平

方英里的土地,因之而每年从石油公司得到 5000 万美元的租金。这个人是否应该得到这么大的一笔收入?这些都是现代的民主国家始终面临的问题。

假定选民通过国会决定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国会可以采取什么手段? 首先,它可以采用累进税制,征收的税款对富人收入的比例要大于对穷

人收入的比例。联邦所得税和遗产税就是这种带有再分配性质的累进税制的例子。

其次,由于低税率不能帮助那些根本没有收入的人,政府在近几十年里, 建立了一套收入支持制度,帮助那些老弱病残和拖儿带女的人,并且力失去工作的人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这套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安全网”,保护不幸者免于经济灾难。最后,政府有时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给予补贴,向他们提供食品券、医疗补贴和低价住房。

① 最突出的事例之一发生在 1848—1849 年间。当时,一种菌类物突然毁灭了马铃薯庄稼的收成,维多利亚女王的自由放任的政府可以说让成百万的爱尔兰儿童、妇女和男人在这次大饥荒中忍饥挨饿。

通过经济增长和确立最低生活标准的福利计划,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的许多明显和巨大的贫困现象已被消除;20 世纪的一种更棘手的贫困现象却仍然存在,这种贫困现象将在第三十四章里进行讨论。

对于有关平等的这些辩论,经济学能够作出什么贡献?确实,经济学不能像一门科学那样确定,由竞争决定的收入——如果要被转移的后——应当有多少转移给贫穷的家庭。

但是,它可以分析不同的再分配制度在经济上的成本和效益。经济学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分析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方式(例如税收和食品券)是否会导致社会浪费(例如人们劳动的时间会减少或购买有营养的食品会减少)。经济学者研究了究竟给穷人现金还是实物,更可能是一个稍微具有效率的方法来使用社会的资源。经济学就像一个好的旅游经纪人。你作为旅游者,必须决定是要阳光呢还是要白雪。一旦你作出了选择,经纪人就会帮助你迅速而经济地到达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