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的源流

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是一种配合的作品，这种教科书的作者自己并没有系统的理论。他们往往把比较流行的经济学的理论配合在一起，凑成一个“理论体系”，然后在“理论体系”的骨架之上，填上一些有关的经济资料。本书出版以前，许多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以马歇尔力代表的传统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沦体系”，而本书的“理论体系”，则为萨缪尔森的所谓“现

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①。大致他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是以马歇尔②力代表的传统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物。再加上 1960 年以后西方出现的影响较大的反主流各派的一部分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的派别主要为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它的产生一直到现在，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学派，庸俗经济学以及庸俗经济学以后这四个阶段。庸俗经济学产生于 18 世纪末，当时，古典学派仍然居于主要地位。1830 年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马克思指出：在当时，“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③。马克思所指的庸俗经济学大致结束于 1860 年代末，其主要任务在于反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

然而，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次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代表的重大变动。那时，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顺次建立了边际效用的英国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④这些学派的观点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都一致坚持边际效用价值论，而这种价值论显然是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

在 1890 年左右，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把当时经济学的各种不同的理论，特别是上述三个学派的理论，如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搜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边际效用为主导的“折衷的理论体系”。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马歇尔把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假设为既存的条件，进而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市场价格，以便解决资源在物品生产上的分配、资源的报酬等问题。事实上，马歇尔所说的主要是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来宣扬资本主义的论调。他赞赏资本主义的价格制度，不但声称资本主义是按劳取酬、没有剥削、能使每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且还说资本主义是一架可以自行调节的机器，能够自行解决其种种矛盾等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学者鲁宾逊夫人承认：马歇尔“为私有制企业的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安慰人心的图像”①。这套理论企图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种美化资本主义的理论之下，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势必被解释为最好的政策，因为，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只能使这个社会变坏，不可能使它变得更好。这种思想问世后便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削弱，但是，直到 20 世纪的 30 年代，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的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两次比较重大的修改和补充。②

第一次的修改和补充涉及到垄断问题。尽管列宁早已指出，资本王义己

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但是，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初期，传统的经济学仍然把垄断当作“例外的现象”。这种理论和现实的背高严重地损坏了传统经济学，从而削弱了它在宣传上的作用。①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西方经济学者张伯伦和鲁宾逊于 1933 年以脱离事实的办法，企图填补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漏洞。②他们的理论在以后又由小克拉克等人加以扩充和发展。③虽然张伯伦和鲁宾逊的理论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轰动一时，然而，他们修补传统经济学的范围和程度要远逊于凯恩斯对传统学说所作的

第二次的修改和补充。

第二次的修改和补充出现于 1936 年。那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 1929 年后的大萧条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日益为甚地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的来干预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经济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资产阶级固然仍旧欢迎所谓资本主义是“理想的社会”这种说法，但是，如果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被解释为最好的政策。那未，西方国家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的来干预经济生活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为了提供这种理论根据，凯恩斯于 1936 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便解决失业问题。他的意思是，只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的社会”。这样，凯恩斯不但维护了传统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的颂扬，而且也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制造了理论根据。《通论》出版以后，凯恩斯主义流行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自从那时以来。适应着历史条件的变迁，凯恩斯的门徒又对凯恩斯主义作了不同方面的修补与发展，如补偿性的财政政策、消费函数、经济增长论等等。

以马歇尔力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包括张伯伦和鲁宾逊对它所作的第一次修补）把单个消费者、单个厂商和单个行业当作“分析单位”，而凯恩斯主义则依靠大批的总量概念，如消费、投资、收入等，来进行研究。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分别被西方经济学者称为“微观经济学”（或“个量分析”）和“宏观经济学”（或“总量分析”）。在本书第 10 版和以前的版本中，萨缪尔森把二者加以“综合”，形成他所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为止，这一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正统地位，成为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者所信奉和宣传的教义。

为什么“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度得以如此流行？其原因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在书中，萨缪尔森沿袭了汉森的说法，把现代资本主义称为“混合经济”。按照”混合经济”的理论，现代资本主义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私营部门；另一部分是公营部门，即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部分。他断言，公营部门的作用可以弥补私营部门的缺点，即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可以补救资本主义自发作用的不足之处。换言之，宏观经济学所开出的药方能够治疗资本主义的各种疾病，使它成为微观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的制度”。很显然，“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上能够起着维护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作用，从而能够满足该制度对意识形态的需要。伴随本书第 6 版的《教员手册》明白地写道：“我们希望，通过经济学的学习，典型的学生对于我们类型的混合经济会有着进一步的崇敬——这种崇敬不是来源于熟记标语口号或来源于对其可能的不完善之处毫无所知，而是来源于理论和事实上的理解，从而一旦面临困难不会有所减弱。”①这便是“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流行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