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还是适应

如果我们现在处于通货膨胀的时代，那么，很自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是应该通过紧缩和其他严厉的战略来消灭通货膨胀呢？还是应该使我们的经济适应通货膨胀，并且在两害相权中取其轻，而与通货膨胀共存呢？

自从 1980 年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工业化国家选择的都是消灭通货膨胀。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把控制通货膨胀提到他们宏观经济目标

的最优先的位置。

有些国家选择了“指数化”和其他适应性办法。指数化是一种使人们部分或全部摆脱一般价格水平变化影响的机制。

在劳动合同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工会和一家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工人可以得到生活费用的调整（即 CO－LAS）。这类条款的典型形式是：如果没有通货膨胀，企业明年将给工人增加 2％的工资，但是， 如果价格在今后 1 年里上升了 10％，那么，企业将把工资再提高 4％（或 6

％、8％）作为生活费用的调整。这种条款在通货膨胀盛行的 1970 年代以前很少见，但是在今天，60％的劳动合同中含有 COLAS 条款。

1981 年，美国国会也将个人所得税部分地“指数化”了。价格每上升 10

％，各个档次的所得税（表 33—3 所示）都将减去 10％，这样，人们的实际税收负担（以购买力不变的货币计算的税收）只有在他们的实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时才会增加。

我们为什么不通过将一切东西指数化而干脆把整个经济隔离起来？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通货膨胀就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从而，我们大概就可以不管通货膨胀而集中力量来减少失业了。

这种想法听起来不错。但是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你通过指数化将经济与通货膨胀隔离得越多，通货膨胀就变得越不稳定。假设工资、租金、利息率和公用事业的价格全部 100％地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挂钧。假如一次粮食歉收使食品价格上升，进而导致 CPI 上涨 10％，这一冲击将像传染病一样侵袭整个经济。与 CN 挂钩的一切都提高 10％。但是，由于所有

（或近乎所有）成本都指数化了，到下一个月，CPI 就会再次上升约 10％。而到第三个月，价格又会上涨约 10％。到成本价格螺旋上升结束的时候， 价格已经上涨了许多倍。

高比例的指数化就像我们在第八章的产量决定模型中的一个大乘数—— 它会扩大外部的价格冲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自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创痛以来官对通货膨胀一直非常反感——禁止把生活费用的调整

（COLAS）作为一种通货膨胀的稳定器。

因此，适应通货膨胀包含着一个两难问题：一个社会越多地把它的成员与通货膨胀隔离，通货膨胀就可能变得越不稳定。把经济全面指数化的国家

（如以色列或芬兰），并没有在它们的国度里获得多少稳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