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整国民经济高指标，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

“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制定了完不成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由于高指标，因而造成了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并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针对这种经济形势，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曾多次召开重要会议，采取措施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进行纠正。

（一）调整过高的经济指标。在“大跃进”中错误地制定了过高的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在实践过程中发觉根本完不成，于是开始调整。从 1958

年 11 月武昌会议开始，八届六中全会、1959 年 1 月北京会议以及 4 月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在这一系列的会议上，多次对过高的经济指标进行了调整。

1958 年 11 月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压缩空气”，要把过高的

指标压下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对 1959 年国民经济计

划的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 2700—3000 万吨，降为 1800—2000 万

吨，生铁由 4000 万吨降为 2900 万吨；机床由 30 万台降为 13 万台；原煤则

由 3.7 亿吨提高到 3.8 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由 500 亿元降为 360 亿元。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对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又作了调整：钢由

3000 万吨下降到 1800 万吨，其中好钢 1650 万吨。基本建设总投资由 360 亿

元减为 240—280 亿元，限额以上项目由 1500 个减为 1000 个左右。原煤仍为

亿吨。粮、棉等农作物仍维持原来的高指标 10500 亿斤和 10000 万担。这个计划草案经全会通过，由 1959 年 4 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

这个计划虽然在主要指标方面，比过去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增长速度仍然过高。甚至比 1958 年还高。如工业总产值 1959 年定为 1650 亿元，比

1958 年增长 41％，农业总产值 1220 亿元，增长 39％，钢要比 1958 年再翻一番以上，生铁等十几种产品均比上年增长 50％以上，至于各种机器设备产品更是成倍甚至几倍地增长，所以这个压缩计划仍然很高，是很不彻底的。八届七中全会以后，对一些工业产品产量指标又作了调整：钢的产量指

标由 1650 万吨，重新确定为 1300 万吨，钢材由 1150 万吨降为 900 万吨，原

煤由 3.8 亿吨降为 3.4 亿吨；铜由 11 万吨降为 9 万吨，水泥由 1300 万吨降

为 1100 万吨，基本建设投资由 260—280 亿元，减为 240 亿元，限额以上建

设项目，由 1092 个减为 788 个，其他工业产品指标都有所下降。

国民经济计划中主要产品产量指标订的过高，不仅完不成任务，而且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失调。例如煤、铁、钢材的生产互不适应；很多设备的制造和供应不配套；电力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跟不上需要；在钢铁生产上使用人力、物力过多，影响到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等。

（二）中央在降低生产指标进行经济调整时，也考虑到对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这期间毛泽东曾经讲了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方针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次序，过去是重、轻、农，现在应该农、轻、重，要安排好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还讲到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根本问题，一定要搞好农业、工业内部的平衡，搞好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另外他还讲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当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权力要适当收回。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经济调整的主要原则是：（1）安排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注意解决轻工业和市场的迫切需要；（2）先生产、维修，后基本建设；（3）在工业生产中，先满足维修和配件、备品的需要，后主机制造的需要；（4）在基本建设中，要照顾重点，兼顾一般；（5）保证出口和援外的需要；（6）要留有余地适当充实库存。

除了根据以上原则调整工农业生产外，还采取了以下主要经济措施：

积极安排日用必需品和副食品的生产。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日用必需品和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因此必须采取妥当的指施，积极安排恢复生产。具体做法是，安排工业生产时，拨出一部分原材料，生产日用必需品，保证需要。对一些原来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已经改行的，令其恢复原来的生产。其他凡在“大跃进”中不适当转厂转产的地方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的手工业合作社，进行重新改组，使其返回本行。同时还让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对农村中的手工业者，帮助解决原料和产品销路问题，使其增加手工业产品的生产。

对于副食品生产，在农村中鼓励发展副食品生产。在大中城市要使其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以保证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另外，在生产中还要实行公私并举方针，既发展国营和集体经营，也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禽、家畜和进行其他副食品生产，以促进副食品和家畜家禽生产的发展。

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市场供应，特别是控制粮食销量。“大跃进”中，由于各地使用预算外资金和挪用企业流动资金，扩大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多招收了大量职工，加上商业中实行了预付贷款和赊购商品的办法

以及补贴土钢土铁的大量亏损等因素，使社会购买力急剧膨胀；又由于转产、转业向大集体和全民所有制过渡，造成原来产业结构、产品生产结构的改变，日用品生产减少。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当时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1959 年全国社会购买力超过社会商品可供量约 50 亿元左右，1959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为了缓和这一紧张情况，中央决定除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商品供应外，必须大力压缩公用开支和社会购买力，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严格控制农村贷款，控制和压缩粮食和食油销量以及鼓励和动员城乡群众存款储蓄等。具体做法是：

第一，要求一切机关、部队、企业和事业单位，大力节约公用开支，除特殊情况外，从 1959 年 6 月起，暂停拨发办公杂支，器具购置等行政费用，

使 1959 年公用开支不超过 1958 年的水平。

第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1959 年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要比 1958 年的 4532 万人，减少 800—1000 万人，从而减少工资开支 15—18 亿元。并不再增加工资，同时还要调整和压缩社办工业。

第三，严格控制农村贷款。各地农贷一律不再增加，在产品预购定金必须控制在指标范围内，不得突破。

第四，停止实行商品赊购和预付款办法。

第五，控制和压缩粮油销量。压缩粮食销量 1/10 左右。继续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适当降低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在农村，号召农民省吃节用，提倡菜粮混吃、稀干搭配，提倡少食用、多储备、以人定量、粮食归户、节约归己。继续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办法 3 年不变。食油供应，在农村除特殊地区外，一律停止供应，以保证城镇居民用油以及出口和工业用油的需要。

加强企业管理，适当收回下放过头的经济管理权。“大跃进”中企业管理方面出现大量混乱现象，产品质量下降、人身和设备事故也不断发生，因此必须进行整顿，加强管理。1959 年 6 月中央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对企业管理工作，认真抓一下，对那些不适当地取消厂长职权，企业缺乏统一指挥，合理的规章制度被打破、工厂企业内部结构混乱等现象，发动干部和工人进行讨论揭露，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对原有的规章制度进行审查、修订和补充，对好的规章制度保留，对有问题的，请示上级管理机关决定。

在“大跃进”中，不适当下放给地方的过头的经济管理权力，也考虑逐步收回。如 1958 年 6 月中央曾经下放给省、市、自治区审批决定招收职工的权力，经过“大跃进”，认为不合适。1959 年 1 月，中央通知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 1959 年的劳动计划必须报经中央审批后才得执行，收回了审批权。

清理财政信贷资金。“大跃进”以来，各地方和部门擅自挪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进行基本建设或者用于其他开支的情况相当严重。为此，中央决定，必须对财政信贷资金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划清基本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的界限。凡过去挪用的资金都应当用财政款项归还银行和企业。由地方财政结余和企业留成收入负担一部分。

总之，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通过多次重要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指施，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和解决。这些措施曾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当时的错误比较严重，

而且问题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前提下去认识和解决的，纠正解决问题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大跃进”，因此所能解决的问题自然是有限的。如经济指标问题，虽然降低了一些完全脱离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但降下来的指标仍然偏高。提出反对“共产风”和平均主义问题，但公共食堂、供给制仍然存在；批评一些人头脑过热，但又指责有些人爱冷不爱热，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强调气可鼓不可泄等。这样，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彻底纠正“左”的错误。不过，无论如何，中央还是开始觉察到了错误并开始设法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