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使得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后来经

过调整，到“文化大革命”前，已经走上正轨。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动乱，使得这种经过调整已经改善的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又遭到破坏。主要是：

（一）农轻重关系再度失调。“文化大革命”前农轻重三者的关系比较合理，即 1965 年三者的比例为：37.3：32.3：30.4。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加强备战”口号下，片面发展重工业，农业比工业落后，农轻重关系发生变化。1976 年三者比例关系为：30.4：30.7：38.9。①即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 1965 年的 30.4％上升为 1976 年的 38.9％而农业由 32.3％下降为 30.4％，轻工业由 32.3％下降为 30.7％。

（二）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由于过分突出钢铁和机械加工工业，轻工业被排挤，发展缓慢，明显落后。如以 1976 年与 1953 年相比， 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 13.5％，轻工业则只为 8.8％。两者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文化大革命”前 1965 年为 51.6：48.4，1976 年则为 44.2：55.8。

②重工业片面发展，轻工业相对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三）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间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不仅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在重工业内部也由于盲目发展加工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忽视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造成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失调。从 1966 年到 1976 年，我国重工业产值中，加工工业的比重由 50.5％上升到 52.8％， 而原材料工业却由 38.3％下降到 34.9％。机械工业盲目发展，不少产品不合规格，质量差，有的产销不对路，造成大量积压。

（四）工业发展与交通运输之间的比例关系不相适应。“文化大革命” 前，交通运输业已经不太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突出发展重工业，突出内地新的铁路线的建设，忽视运输繁忙地段的旧铁路线的改造，使铁路运输能力越来越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京广线以东地区的铁路运输能力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从 1966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20 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20 页。

—1976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将近 1 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25 倍， 而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不到 77％，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只增长 28.2％。①如果把这种比例关系与“一五”期间的关系对比一下，更可以看出它的不合理性。“一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67.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1.28

倍，而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 1.38 倍，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 1.24 倍。可见，“一五”期间，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协调的。交通运输能力与工业发展不相适应，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部门的发展。如“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运力不足，晋煤大量积压，难以及时运出，加剧了能源供应紧张，影响了许多部门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五）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关于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比较协调的时期是“一五”期间，积累率平均为 24.2％。在“大跃进”时期，曾经相当紧张，1960 年积累率高达 39.6

％，后来经过调整到 1965 年下降到 27.1％。在“文革”初期，积累率不高， 不过从 1970 年超积累率上升，一般都在 30％以上，其中 1971 年为 34.1％， 1975 年为 33.9％。②积累率增长较快，但国民收入增长却较慢，如 1963—1965 年平均每年增长 14.7％，而“三五”期间降为 8.3％，“四五”期间更下降为 5.5％。③“文化大革命”期间，积累率这样高，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人口却急剧增加（由 1966 年的 7.4 亿人增长到 1976 年的 9.3 亿人④），在这种情况下，高积累率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正常消费。而且，在积累额中用于住宅、城市公用事业等非生产积累的比重也不断下降，1966 年为 31.1％，1976 年下降为 20.7％（“三五”、“四五”期间平均为 25.5％和 22.4％⑤）。这明显地表明，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