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必须从国情出发

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稳步前进，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急于求成。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任何人都希望能够加快速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尽早地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国家。但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能脱离客观条件，不能脱离一定的国情，否则不适当夸大主观能动性，结果会是欲速则不达。我国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就是明显的例证。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从主观愿望来看，是想尽快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追上世界先进国家，这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认为只要有了人，有了人的积极性，有了拼命苦干精神，生产就可以成倍、几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甚至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可以很快地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单凭主观想象的唯心主义思想。主观能动性，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决定经济发展速度的，是客观的物质条件和客观的经济条件。如果不顾这种客观条件，超越客观可能，制定过高的指标来进行经济建设，则必然是欲速则不达，坠入失败的深渊。

实际上从当时我国的客观条件看，建设速度不宜过快。因为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人口多、耕地少，工业交通基础差，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科学技术也很落后。这是我们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的基本国情，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特点会给经济建设带来多大的困难和限制。根据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我国的建设速度不能够太快，不能急于求成，企图“一天等于 20 年”，实际上是不

可能的。我国 3 年“大跃进”，不但没有带来高速度，反而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1962 年调整时，下决心对工业和基本建设进行“伤筋动骨”的关停并转和停建缓建的措施，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安排不仅不增长，而且要退够，退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1963 年经济回升后， 仍然清楚地看到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作出继续调整的决策，结果生产持续增长，到 1965 年工业生产较大幅度地超过了 1957 年的水平。

从“大跃进”和以后的调整，这一段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土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经济发展带有很大的艰巨性，经济建设速度不能过快，只有认识这一点，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循序渐进，稳步前进，在稳中求快，才能取得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