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本书是教委“七五”规划科研项目。写作时间，从学术研究的连续性来说，是比较早的。可以说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就开始了。1977 年 4 月出版了我的《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解放后的重新改组》一书。此书主要是写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对旧的经济结构的改组问题。已经属于新中国经济史的范围了。1980 年 9 月，我的另一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正式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史的著作。不过，它只写到 1957 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此后，我一直想把它续写下来（一些好友也建议我这样做），却始终未能如愿。

不过，这十多年中，我并没有忽略对新中国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期间，我曾多次在多处为研究生讲授过这门课程；出国讲学，也主要是讲新中国经济史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所以，当 1988 年 3 月，我的《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书稿付梓后，便立即投入了本书的撰写工作。

这期间已有几本新中国经济史的著作问世了。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统计和资料性的书籍陆续出版（如各种统计年鉴、统计资料、经济年鉴及经济史大事记等），这无异地给我的撰写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现在这部书终于脱稿了，总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也算完成了好友们对我的嘱托。

本书主要是阐述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 90 年代初，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和规律性。从 1949—90 年代初，这 40 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有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工农业国家。当然，这 40 多年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其中最大的波折是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直到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方针和路线，国民经济才又走上新的健康发展的大道。

新中国成立后 40 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呈现为三个大的阶段。即：

第一阶段，从 1949 年—1957 年。这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49 年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占居统治地位。1949 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旧中国的政权性质根本不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这个政权的经济任务，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改组工作。由于当时国民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亟待恢复，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任务需要完成，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这样，从 1949 年起，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

就又分成了两个小的阶段，即 1949—1952 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和 1953—

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除了对国民经济进行恢复工作外，还

进行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一些重要任务，如没收官僚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以及进行土地改革等。此外，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工商业的调整以及农业的恢复发展、农业中互助合作关系的发展等，也都在这一阶段中进行。到 1952 年底，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

经完成。从 1953 年起，开始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主要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工作。这些工作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因而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二大阶段是从 1958—1976 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曲折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中又分为两个小的阶段：即 1958—1966 年总路线、“大跃进”、“人

民公社化”时期和 1966—1976 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按照拟好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从 1958 年起，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建议中还拟定了进行经济建设的各项具体项目和指标。但是， 1958 年却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结果，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经济发展遭到很大破坏，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后来经过调整，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仍有反复。直到 1965、1966 年，经济发展才稳定下来。可是，1966 年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又陷于混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使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冲击，出现了大的波动。“文化大革命”持续了 10 年之久。在这期间，特别是在稍后的时期，曾经对经济进行过两次大的调整，但紧接着是两次反复，经济发展受到很大挫折， 直到“四人帮”的覆灭。

第三个大阶段是 1976—90 年代初。这是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时期。“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

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不过，在 1977—1978 年间，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搞乱了的国民经济进行了纠正和调整，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却又出现了“左”的东西。只是这时出现的“左”的东西，时间较短，很快就被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新的正确路线代替了。

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并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时期中，我们有了一条宝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国民经济不仅走上了正常的运行轨道，而且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国力空前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1989 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又确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分

三步走，即第一步战略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

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 1 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

基本上实现了。1990 年底到 1991 年初，党和国家又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10 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具体计划。

90 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时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为核心，转变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推广企业承包制、试行股份制、深化农村经济改革、深化流通、金融、外贸、财政、价格等方面的改革以及各种社会保险事业和制度的建立等，先后出台。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讲话”内容十分丰富，是我国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进入 90 年代，在向 2000 年迈进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认真吸取和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和成果，依靠科学、教育，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重视知识，重视人才，讲求效益，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努力争取使国民经济能过一段时间上一个新台阶，以便早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和四化建设的任务。

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的大致轮廓和所呈现的阶段性。本书就是按照以上所示为框架，划分篇章进行阐述的。

撰写经济史的目的，除了要叙述和阐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外，主要还为了探索和阐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一般历史，是为了探索和阐明人类社会各方面综合发展的规律）。关于这一点，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说明他撰写《史记》的目的时写道：“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

①“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撰写新中国经济史也应该如

此。新中国经济史通过实际的历史资料，具体地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发展的规律性。

不过，经济史研究、探索、阐明经济发展规律与政治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研究阐明经济发展规律是运用抽象法，即运用“抽象力”，将规律概括为理论，通过经济范畴来阐明。经济史不同经济史运用历史法，通过具体的历史史实（反映史实的经济史料），按照历史发展的年代顺序，来叙述和阐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对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总结，探索和体现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说政治经济学阐明经济规律比较鲜明、深刻，经济史阐明经济规律则比较具体、丰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①

经济史阐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现实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正如研究历史对现实有借鉴意义一样。所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就是这个意思。唐太宗更直接地把历史比作镜子，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②“古”就是历史，“知兴替”， 就是了解国家兴衰的来由。他们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具体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同时探索其发展的规律性，正是本书撰写的目的。

①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见《汉书》卷 62《司马迁传》，中华局局 1962 年版。

① 关于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在阐明经济规律问题上的异同，请参阅拙著：《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

（1840—1949）》绪论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旧唐书》卷 71《魏征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不过，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不知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还望读者多予赐教为幸！ 本书撰写过程中利用了社会上已有的资料（特别是《中国统计年鉴》）

和研究成果。书中关于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最新资料，是深圳市市长助理邵汉青教授提供的。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