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

（一）“大跃进”运动使浮夸风、瞎指挥泛滥盛行。在毛泽东批判“反冒进”过程中，在中央一再提高经济建设指标发布动员口号鼓动下，特别是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全国出现了“跃进”的形势。由于所提指标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于是浮夸风和瞎指挥盛行起来。

1958 年 6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地纷纷制定自己的“跃进”目标。在农业问题上，华东、西北、华北和中南地区先后召开了农业协作会，提出了本地区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目标。例如，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全地区平均每人的粮食产量，1958 年要达到 1100 斤，1959 年要达到 2000 斤，到 1962 年要实现 3000 斤。

深耕密植。为达以上目标，在生产措施方面，这些会议普遍强调要大搞土地深翻和推行密植。例如，华东地区，1959 年秋天以前，要求全部耕地都深翻一次，深度达到 1—2 尺。中南地区要求各省区每省晚稻蔸（言 dōu，量词，相当于“丛”或“棵”）数要增加为 4 万、5 万或者更多，实行高度密植。

1958 年 6 月，农业部在河南省长葛县召开全国深耕农具和改良土壤现场会议。5 月间，长葛县负责人曾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 800 斤”的发言，说、截止到 4 月底，全县 33 万亩早秋地都

深翻了一遍，深度在 1.5 尺左右。还说土地经过深翻，可以增产百分之几十

以至 1 倍、几倍。毛泽东当即称赞了他们的做法，提出，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3 年行不行？5 年总可以翻一次吧？农业部召开这次现场会，就是为了在全国推行长葛县深翻土地的“经验”。会议要求全国各地立即掀起深翻和改良土壤的运动，争取到 1959 年春天，就

把全国需要深翻和改良的 16 亿亩耕地普遍深耕和改良一遍。一般土地深翻要

达到 1.5 尺上下，丰产田要达到 2.3 尺以上，并做到分层施肥。中央还发出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把深翻说成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是今后努力的主要方向。要求各地区今后两三年内，必须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 3 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 1 尺以

上，丰产田 2 尺以上。土层太薄的田地，要在两三年内，采取“借客土”的

办法，把土层加厚到 1 尺以上。同时，全国需要改良的 33000 万亩盐碱地、红壤土等瘠薄田，要求两三年内，必须全部改完。①

长葛县现场会议以后，特别是中央的指示下达以后，各地农村都调动了

② 同上书，第 245 页。

① 关于当时深耕的情况见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大批劳动力，掀起了所谓“让土地来个大翻身”的运动。事实证明，这种盲目无条件深翻耕地和高度密植是违反科学的，其结果只能造成对农业生产的极大破坏。

大放“高产卫星”。在“大跃进”过程中，浮夸风以虚报产量，大放所谓的“高产卫星”最为突出。1958 年春，有的报刊上报道，水稻亩产达2000—3000 斤的事，后来查明乃为虚报。1958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放“小麦高产卫星”的消息，宣称，小麦每亩产量达到 7320 斤。1958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

河乡放了一颗“早稻高产卫星”，亩产量为 3690 多斤。8 月 21 日《陕西日

报》报道，西安市东风人民公社建立了 72 块明年亩产 4—6 万斤的小麦卫星田。9 月 18 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放了一颗“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 13 万多斤。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批判“条件论”，宣传所谓“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完全是违反科学的唯意志论的观点。

在浮夸风中不仅一些报刊报道一些虚假的“卫星”消息，连农业部也在公布一些没有经过核实的增产数字。1958 年 7 月 23 日，农业部发布了 1958 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说，1958 年夏收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 1010 亿斤，比上年增加 413 亿斤，增长 69％。其中冬小麦总产量达到 689 亿斤，比上年

增加 279 亿斤，增长 68％。增加的数字竟比过去 5 年小麦增产的总和还多 1 倍以上。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宣布我国小麦（包括春小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 2 位。社论认为，在夏季“大丰收”面前，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所谓“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并且还说，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大肆宣扬主观唯心主义论调。

报道宣传还把徐水县说成是一个农业高产的典型。说徐水县正计划发射几颗“高产卫星”，例如 1 亩山药 120 万斤，一颗白菜 500 斤，小麦亩产 5000

斤，皮棉亩产 5000 斤，全县粮食亩产 2000 斤，有的报道还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在这之前，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徐水县，当徐水县干部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如何“高产”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①其实当时许多干部都在弄虚作假，虚报产量，浮夸风在全国蔓延起来。

（二）经济效益差，浪费损失严重。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白白浪费，不少设备因过度使用而损坏，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大搞群众运动，用小炒炉等生产的大量土钢、土铁，含硫量高，根本不能使用，不得不重新回炉。1958 年，宣布钢产量为 1108 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不过 800 万吨。在 1969 万吨生铁中，土铁达 416 万吨，占 30.4

％。另外，为了生产这些土钢、土铁，过量地开采了矿石，砍伐了大量树木，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 年）》。

砸掉了大量的铁锅、铁器，破坏了矿产和森林资源，也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三）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现代化大生产，各部门间一定要维持一种协调的比例关系，经济才能顺利地发展，如果某一部门特别突出发展，其他部门跟不上，不能配合，则势必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在“大跃进”过程中，由于突出钢铁工业，搞大炼钢铁运动，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由于过分扩大基建规模，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部分大量增加，积累率大大提高。1957 年积累率为 24.9％，1958 年猛增为 33.9％，①1958 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原计划为 1135 个，后来增加为 1587 个，比 1957 年增加了 595 个②。由于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国家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也急剧增加，1957年为 2451 万人，1958 年猛增为 4532 万人，1 年内增加了 2000 万人。③这样大的基建规模，使国民经济与其相关部门的供应跟不上需要，超过了它们的负担能力，特别是农业的负担能力。

基本建设规模盲目扩大，也影响了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重工业部门的比例关系。例如，为了保证钢铁的生产，轻工业所需的燃料动力、钢材、木材等原材料以及运输能力被挤占，使轻工业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1957 年轻重工业之间的比重为：55∶45， 1958 年则变为 46.5∶53.5，④重工业增长过快，轻工业过分落后于重工业，产品产量下降，造成市场轻工业品供应发生不足现象。此外，在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发生严重失调现象。钢铁冶炼工业突出发展，也使得铁矿山、辅助原料矿石的采选、烧结落后于冶炼的需要；另外，冶炼突出发展也使得煤炭生产特别是炼焦用煤跟不上需要，形成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如以炼钢为例，在“一五”期间，每新增 1 吨炼铁能力，相

应地要新增加 4 吨铁矿开采能力、1 吨炼焦能力，而 1958 年每新增 1 吨炼铁

能力，只新增 1.5 吨铁矿开采能力，显然不相适应。

工业与交通运输方面也发生矛盾。由于大炼钢铁运动，交通运输也跟不上需要。1958 年交通运输货运量作了很大努力才增长了 40％（1957 年为 8 亿多吨，1958 年为 11.2 亿多吨）①，而同期煤炭增长 107.7％（由 1957 年的1.31 亿吨增加到 1958 年的 2.70 亿吨）②，生铁增长了 130.5％（由 1957 年

的 594 万吨，增加到 1958 年的 1369 万吨）③。因而到了年底，仍有大量煤炭、

铁矿石运不出去。在铁路方面就有 3000—4000 万吨货物滞留在产地。1958 年的运输是全民搞运输；特别是靠发动农民搞的运输。在货运量中，正常运输能力只占 80％，其余 20％是全民搞的。如果不是这样，积压还要多，突击全民搞运输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这也反映了当时由于大炼钢铁，工业与交通运输之间比例关系不协调的严重性，也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另外，由于动员全民大炼钢铁，各条战线抽调大批劳力来从事这项活动，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25 页。

② 同上书，第 354、123、20 页。

③ 同上书，第 354、123、20 页。

④ 同上书，第 354、123、20 页。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 年）》，第 306 页。

② 同上书，第 244、122 页。

③ 同上书，第 244、122 页。

因而严重地影响其他战线的生产和工作。如农业战线，1958 年本来是一个好年成，但因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其他事业，抽调了农村大量劳动力来从事采矿、挖煤、炼铁、炼钢、运输等，因而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生产和收获。1957 年农村劳动力有 19310 万人，到 1958 年农村劳动力只有 15492 万

人，减少了 3818 万人。④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 1957 年的 13.8∶1 下降为 3.5∶1。不少农具、牲畜被抽调支援“大跃进”，再加上“共产风” 等，这一年秋收十分粗糙，丰产没有丰收，大批粮食、棉花在地里无人收割，给农业造成极大损失。

（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由于轻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短缺，市场供应紧张，又加上“大跃进”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金，收入减少，城市居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农民则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取消，集体分配又少，收入显然下降。另外，“大跃进”以来，城市职工人数大量增加，“一五”期间，职工人数 5 年增长 55％，而 1958 年 1 年，职工人数猛增了 85％①，而 1958 年粮食产量只比 1957 年增长 2.5％。城市职工乃靠商品粮生活，城市人口激增，粮食产量跟不上需要，自然会影响职工生活。在农村，由于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粮食巨大浪费，又虚报产量，高征购，使得农村粮食极其紧张，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此外，由于“大跃进”迫使城乡劳动者加班加点，到处参加生产和运输大战，十分疲劳，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极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