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重现

1962 年国民经济大调整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也出现了“左”的东西。主要表现在：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扩大化、绝对化，批判“单干风”等方面。1962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一方面指出，全国人民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但同时又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扩大化和绝对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并加以扩大化和绝对化。他发展了他在反右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将存在着对抗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存

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告诫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错误观点后来又被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理论依据。并认为，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才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会上还对彭德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的申诉信进行了批判，说这是向党发动的新的进攻；对邓子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包工到组、到人和包产到户等正确意见，也进行了批判，说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的浪潮又翻滚起来。首先是批判“单干风”。1962 年春或更早时候，一些地区农村中，为了度过灾荒，克服当时农业中出现的困难，贯彻《农业六十条》，克服平均主义，改善农业经营管理，调动农民积极性，曾经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生产短期安排；实行“四定”、小包工；按劳力或按人头基本固定地块，少数农活统一派工，多数农活长年责任到人；居住深山的单家独户或生产组包上交，还有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包产到户，分田到人等。生产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对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克服平均主义，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社员生活有积极的作用。邓子恢根据调查的材料，提出关于农村实行责任制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他还主张，生产队建立责任形式要多样化，要适合当时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特点；原则上应该是“大农活统一干，小农活包到户”；对有些技术性较强的作物，如南方的茶叶，北方的柞蚕茧等，也可包到户。邓子恢的意见，对改进农村经营管理，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农村集体经济，无异是有利的。但是却把他批判成为，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最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他是在“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批判邓子恢的同时，还把“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观点在党内普遍地进行了批判。这样，农村中正在纠正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现象，就又恢复起来，并且发展得更为严重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和压抑，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也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的一次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运动。1963 年，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后，全国各地进行了四清工作试点，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5 年 1 月，中央正式把这次运动定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当时城乡一些基层单位确有帐目不清、财务不清、仓库不清、干部特殊化、多吃多占、个别人甚至贪污腐化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极少数人具有阶级斗争性质。但是，中央却对它估计过于严重。1964 年夏，中央曾估计全国农村基层单位中有 1/3 的领导权不在人民手中，并据此而开展了夺权斗争。这样，就把本来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用适当方式加以清理整顿的问题，扩大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采取阶级斗争的夺权方式来解决，这就把问题严重化、扩大化了。1965 年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使运动升级。

在城市中则开展“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1963 年 3 月，在全国县以上机关

和企业单位中开展，计划全国 7 年搞完，3 年内先搞完 1/3，1965 年城市“五反”运动，也改称“四清”运动。

“四清”、“五反”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本来是干部作风上的问题，只有极个别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但在指导思想上却把它看作是政治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并且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联系到农村中批判“单干风”，城市国营企业中批判“利润挂帅”、“奖金挂帅”，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经营”，这样，“左”的错误思想又重新抬头，给经济工作造成很大影响。而这种“左”倾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也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