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经济根源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有其经济根源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道：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还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睡在我们身边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从《五·一六通知》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要清除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以及各种文化界内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政权，方式是通过群众运动大揭大批。后来在《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简称，这是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中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

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动，是因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党、政、军以及各界的领导权，这些人自然是要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倒，把被“篡夺”的权力夺回来。

这场错误的反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斗争是怎样发展来的呢？从经济上分析，是有其根源的。1956 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当时中共“八大”经过研究，曾提出和制定了比较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确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这时一些领导人却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1956 年的“反冒进”本来是正确的，但却被指责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是“右倾”，是“促退”。结果只能提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根本抛开了中共“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和经过反复讨论制定的“二五”计划草案，而提出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时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大肆泛滥。结果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恶化等恶果接踵而来。后来经过“调整”，纠正“左”的错误，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但是，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又把纠“左”视为右倾，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并开始新的“跃进”，结果高指标、瞎指挥再度更猛烈地蔓延起来，国民经济又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

严重的经济困难教育了人们，于是被迫再度进行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又恢复发展起来。但是，这时“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并没有彻底纠正，仍然把一些正确的意见和做法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对一些地区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以及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等做法，都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外，还把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对立起来，也看作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注意利润指标，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以及恢复奖金制度等，都是“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是“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等。在这种情况下，因而导致了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和“大锅饭”的盛行。

“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还把一些持这样主张的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持有这种观点的领导人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就这样说过，走资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事实上他将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当作了修正主义，而把自己“左”的一套当作马克思主义。他还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 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极度夸大了这种“危险”。他把经济问题与阶级斗争混同起来，而且份量逐步加码，认识不断升级。1965 年初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这些，就是“文化大革

命”所以发动的重要诱因。

当然，除此之外，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根源上还由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早已设计了一个先验的属于空想式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蓝图。他力图实现这一蓝图，遇到阻碍时就一定要排除它。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五七指示”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理论指示”中。早在1958 年 8 月，他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就曾提出了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吃饭不要钱等口号。后来又搞工农兵学商无所不包，农、林、牧、副、渔无所不有的人民公社。并想把它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这个蓝图，确实是真诚地想早一点实现他理想的“共产主义”，但是很明显，这是一个脱离社会实际，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左”的空想。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遭到了失败，中央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进行纠“左”。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的这一套“左”的东西，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在“五七指示”中又一次集中地并有所发展地阐述了他的构想。这就是，各行各业要建立一个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的逐步消灭分工、自给自足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他讲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这样一个社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实现。他在 1974 年学理论指示

中，一方面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已经 8 年，而这种社会尚未建立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反映了若不尽早实现这一蓝图，复辟资本主义就会很容易的忧虑。他说，“列宁说为什么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显然，这一构想是对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尤其是资产阶级权利理论和小生产产生资产阶级理论的误解和教条化。他是想以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作法为先导经验，用军事化的“大公社”、“大学校”的形式，用群众运动的方法，用限制、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和政治挂帅的方法以及不断加快速度，来建设一个他在蓝图中所构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

本来在如何建设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进行探索，持不同意见是允许的。有的意见即使已经形成了“左”倾的幻想模式，也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毛泽东身居国家最高领导地位，在他的意见不为中央领导集体所接受时，竟然自以为是地将党内的不同意见和争论，认为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逐步升级，直到非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不可，这就是十分错误的了。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又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妄图抢

班夺权，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也更加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当然，从制度上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上的高度集权，也为个人专断得以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重要条件。这种情况，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从 1957—1966 年的 10 年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的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决议》中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