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左”的失误继续出现的原因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22 页。

② 同上书，第 20 页。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后，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继续出现所造成的后果。“文化大革命”后，还会出现“左”的失误的主要原因是：

（一）对当时经济发展的困难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粉碎“四人帮”后，确实存在着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利条件，如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障碍被除掉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等。但是，当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长期以来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有待调整，人民生活中不少实际困难长期未得解决，被破坏了的经济计划管理和企业管理有待恢复和健全，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有待改革等。但当时对这些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只看到顺利发展一面，因而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急燥情者。

（二）“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彻底清理。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不符合我国国情、背离客观规律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 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特别是在 3 年“大跃进”和“10 年动乱”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后本应及时彻底清理，但是并没有做（当然在粉碎“四人帮”后，也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彻底清除“左”倾指导思想），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妨碍了对经济的实际情况的研究和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工作，这就有可能重蹈过去错误的覆辄。

可见，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在经济指导工作上，仍然产生“左”的失误，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根源的。这一次“左”的失误，如果与 1958 年的“大跃进”的“左”的错误相比，也有某些类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是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国力的承担能力，只凭主观愿望，大干快上为宗旨。如果 1958 年的“大跃进”是以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为号召，这 次“跃进”（姑且也称为“跃进”），则是以夺回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尽快实现现代化为号召。其次，都是制定高指标来“跃进”。1958 年“大跃进” 制定的经济指标一提再提，并且以“以钢为纲”，结果造成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严重下降；而这次“跃进”也是制定了高指标，并过分强调发展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而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造成农轻重比例关系更加失调。至于搞高积累，压缩人民消费，两次“跃进”都是共同的。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一再出现，确实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从领导者的主观愿望看，都是好的，都是要使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但每次都是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这次因时间较短，1978 年 12 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错误被及时纠正，损失较小）， 结果反而“慢”了。我们应当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沿着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