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盲目下放权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 年前，经济体制已经受到很大冲击和破坏， 到 1970 年又开始了一切向地方盲目下放权力的大变动。

扩大地方权力，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让地方有更多权力，办更多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不过要根据每一时期的具体情况，对扩大地方权力也要掌握适当。1961 年后，适应调整任务的需要，强化了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着调整任务的完成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过多，也会影响地方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为此，1964 年权力下放已经开始。1966 年 3 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又指出：“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① 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陷于严重动乱，经济体制改革暂时搁置起来。

到 1970 年，经济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当时，一方面“以备战为纲”， 强调各地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另外，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 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的思想再度抬头，因而认为必须向地方下放权力，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才能实现以上目标。在《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中重申了毛泽东的指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①并要求各省力争做到煤炭、钢铁、电力、农机、轻工产品等自给自足。与此相适应，要求将原来直属中央各部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统一管理，并扩大地方的投资权、招工权、生产计划权、物资分配权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0 年一切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变动在全国急速推行开来。

急速地、盲目地、大规模地下放权力是在 1970 年 3 月开始的。实际上早

在 1969 年，毛泽东就亲自批示把鞍山钢铁公司下放给辽宁省，以此告诉人们：像鞍钢这样大的企业都能下放，还有什么企业不能下放呢。1970 年 3 月5 日，拟定了《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于是一场企业大下放运动全面展开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包括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 2600 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层层下放到专区、市、县。冶金工业部原有直属钢铁企业 70 个，除两个独立矿山外，包括鞍山、本溪、包头、太原、武汉、马鞍山等大型钢铁厂在内，全部下放给地方，或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其他部也下放了大批直属企业。随着工业企业下放，商业部也将所属一级批发站全部下放给省，省属二级批发站下放给专区。外贸部在各地的企业也全部下放地方，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各部直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下放给地方管理。

不加区别地大批下放企业造成以下后果：（1）下放过多，将一些显然不该下放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下放了。结果，地方管不了，不得不仍由中央代管，继续按“条条”下达生产计划、物资供应，地方实际上主管劳动和资金，造成中央、地方多头、多层管理，人权、财权、物权，计划权相互脱节，使企业形成“多头领导”，办事难的情况更加发展，企业管理效率进一步降低。（2）下放过急过猛，组织工作没有跟上，打乱了原来的协作关系，新的协作关系又未能及时建立起来，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难以维持，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大大降低。1970 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 1969 年提高了 10％，而 1971 年、1972 年则分别比前一年下降了 0.2％和 1.5％。1976

① 毛泽东视察天津市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6 日。

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及 1965 年的一半，亏损企业达到 1/3，亏损金额达到 73 亿元。盲目下放企业是造成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