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价格体系的改革

我国的价格体系，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如政府的补贴等）及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许多商品的价格很不合理，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如粮油的售价低于收购价格，城市公用事业收费，背离价值，住房费用低于成本等等。价格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是各种不同商品的比价、差价和供求关系构成的价格网络，它影响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当然，更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价格体系的改革，党和政府一直采取慎重的态度。

① 《九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 62 页。

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后，价格体系也在必改之列。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按照“调改结合”的方针进行的。就是合理调整价格、逐步放开价格。价格改革前 6 年是以调整价格为主，后来，逐步放开价格。农产品放开价格多于调整价格，工业品则调整价格多于放开价格；垄断性的商品和收费则只调不放，小宗商品和收费只放不调。具体如下：

（一）农副产品价格改革。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决定。为了使农民增加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一项重要措施。从 1979—1982 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包括牌价，议价，加价和市价），共提高 41.6％，平均每年递增 9.1％，其提高幅度之大，超过建国后任何一个时期（如 1950—1978 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共提高 117.4

％，平均每年递增 2.8％）。4 年间，农民共多得差价收入 746 亿元，每个农民平均增收 92.3 元。与农副产品收购提高的同时，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及部分日用工业零售价格降低，因而使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进一步缩小。1982 年与 1978 年相比，农民出售同样数量的农副产品，可以多换回 1/3 以上的工业品。①

1985 年粮棉实行合同收购制。合同价是由原来的统购价和超购加价按一定比例加权平均计算。同年，还放开了猪肉、牛肉、羊肉、禽、蛋、鱼、蔬菜等副食品的价格。这次放开，物价上升幅度较大，国家给城镇居民以物价补贴，农民收入增加。

（二）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1979 年后，生产资料中的原材料价格改革，一方面调整部分产品的价格，如原煤价格从每吨 14.52 元提高为 32.32 元，

铸造生铁从每吨 150 元提高到 285 元，统配水泥由每吨 40 元提高到 90 元；另一方面，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样，就形成了“双重价格”，即价格的“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格有时会高 1—2 倍。这种“双轨制”价格在当时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作用，但也带来许多问题（如给“倒爷”带来可乘之机）。

（三）消费工业品的价格改革。对消费工业品价格改革是对一些产品提高售价，另一些则降低。如提高了棉布、铝锅、自行车等的价格，降低了化纤布、手表、收音机、电子产品及其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升降相抵，净提价 5％左右。逐步放开小商品的价格。

（四）交通运价和旅游服务收费作了局部调整。铁路运价提高 21.6％， 200 公里以内的铁路短途运价每吨货物加价 4 元，100 公里以内的铁路客运票价提高了 16％。水路运价、航空运价也作了适当调整。

综上可见，轻纺工业品价格，国家管理大部分、小部分放开。主要品种价格，仍由国家管理。部分一般品种价格放开，小商品价格则全部放开。重工业产品实行“双轨制”价格。指令性计划产品实行国家牌价，指导性计划产品必要时实行浮动价格，计划外商品实行市场价格。农产品价格是上述两种作法兼而用之。总之，通过价格改革，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国家定价方式，价格形式基本上已有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基本上适应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价格改革大大缩小了工农产品“剪刀差”，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丰富了市场的商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