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一、“大跃进”从批判“反冒进”开始

1958—1960 年期间，我国出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运动。这种“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大跃进”运动是从党内批判“反冒进”开始的，也是批判“反冒进”的直接后果。

1956 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要求过急，步子过快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等同志及时发现并纠正这种片面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的倾向，压缩了许多不可能完成的、过高的指标，并对这种冒进倾向进行了批评。这就是后来称之谓的“反冒进”。应该说“反冒进”是正确的，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毛泽东却对这种正确的“反冒进”，进行了多次严厉的批判，“大跃进”运动就是在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出现的。

早在 1956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计划经济平衡问题时就说，计划经济是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要促进， 不要促退。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这是对“反冒进”所进行的间接批评。所谓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实际上为后来的“大跃进”破坏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1957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又批评“反冒进”是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并提出在 15 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钢产量达到 2000 万吨的口号。同年 11

月，毛泽东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提出用 15 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报刊上最早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958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会议讨论了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又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在南宁会议上他对“反冒进”进行的批评更加严厉。从这次会议后， 经济工作上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思想更加发展了，从而为“大跃进”的发动准备了条件。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六十条”中要求生产计划要制定应该有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帐，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帐，在地方是期成的。这种三本帐的思想，是造成以后大跃进中，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苦战 3 年，使大

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今后 5—8 年内，普遍地实现原定 1967 年完成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任务等。

1958 年 2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

俭建国”的社论。社论根据南宁会议精神，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大跃进” 的口号：“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1958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议还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并且说，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 20 年”的伟大时期。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缩短超英赶美的时

间，争取 7 年赶上英国，再加 8 年或者 10 年赶上美国。会议还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毛泽东还批评一些坚持正确立场、不赞同或不积极执行“左”的错误意见的同志为“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说他们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他还提出插红旗、拔白旗的口号。这次会议对国民经济“大跃进” 起了极大的直接的推动作用，会议后，“大跃进”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