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庐山会议后“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和 1960 年上半年的“新跃进”

（一）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大跃进”时期，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方针路线，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开始纠正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到 1959 年 7、8 月份庐山会议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左”的错误又重新继续发展起来。1959 年 4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当年的经济计划指标，工业方面，钢产量由 1800 万吨（包括

土钢）下调为 1200 万吨（不包括土钢），原煤产量由 3.8 亿吨下调为 3.35

万吨；其他工业品产量指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工业总产值由 1650 亿元下调

为 1470 亿元。农业方面，粮食产量由 10500 亿斤调整为 5500 亿斤；棉花产

量由 1 亿担调整为 4620 万担；其他农产品产量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农业总产

值由 1220 亿元调整为 738 亿元。基本建设方面，投资总额由 270 亿元，调整

为 248 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由 1092 个调整为 788 个。

这个调整过的经济计划指标，仍然是偏高的。但是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斗争的影响下，指标又一再上调，并要求尽快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提前两年实现原定的“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比如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1959 年 10 月又决定增加到 311.6 亿元（原来已调整为 248 亿元），

限额以上的施工项目增加到 1000 余个（原来已调整为 788 个），而实际执行

结果，1959 年基本建设投资共达 344.6 亿元，比追加计划又增加 33 亿元。在工交生产方面，当时把 6、7 月间指标合理削减而形成的所谓“马鞍形”

说成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的结果，当时号召“第四季度继续鼓足干劲，”“争取大大提前和超额完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指标”， “既要确保今年继续跃进，又要为明年的‘开门红’和‘满堂红’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既要实现工业生产的全面高涨，又要为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积极生产各类技术装备，实现农业和工业共同跃进”， “在 1958 年到 1960 年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以比 10 年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等等。结果，到年底通过挤掉其他产品的生产，才勉强完成了钢、煤等主要工业产品指标。

在农业方面，1959 年灾情严重，受灾面积达 2 亿亩，占耕地面积约 1/8。但 1959 年 10 月决定，这一年农副业总产值要比上年增长速度由原定的 10％左右，力争提高为 15％，实际上 1959 年农副业总产值却比 1958 年下降了13.6

％。

另外，1959 年夏末，在纠正人民公社运动错误时，提出的“生产小队的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发展个人副业、取消生活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等调整措施，都被说成是“右倾的歪风邪气”，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各地深入彻底地进行揭发和批判。这样“左”的错误在农村中更加发展了。

（二）1960 年上半年的“新跃进”。1960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反右倾”，并决定继续“大跃进”，而且估计 1960

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 1959 年更好。在这种“左”的情绪支配下，

1960 年上半年新的“跃进”出现以下特点：

制定了新的更高的生产指标。1960 年 3 月在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报告 1960 年计划时，提出：工业总产值在 1959 年增长39.3％的基础上增长 29％，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6.7％的基础上增长 12

％，钢产量（不包括土钢）从 1335 万吨增加到 1840 万吨，增产 38％，原煤

产量从 3.4 亿吨增加到 4.25 亿吨，增产 22％；粮食产量从 5401 亿斤增加到

5940 亿斤，增产 10％；棉花产量从 4820 万担增加到 5300 万担，增产 10％；

生猪从 1.8 亿头增加到 2.4 亿头增产 13％；秋收运输货运量从 5.4 亿吨增加

到 7.2 亿吨，增加 33％；汽车货运量从 3.4 亿吨增加到 5.4 亿吨，增加 57

％；基本建设投资（预算部分）由 267 亿元增加到 325 亿元，扩大了 21.7％。由于 1959 年估产偏高，同后经核实的数字比较，1960 年计划指标的增长幅度更高。例如工业总产值要增长 41.6％，农业总产值要增长 77％，其中粮食要增长 74.4％，棉花要增长 55％。这样高的指标，显然是脱离实际的。

农村又大办公共食堂，城市办人民公社，“共产风”更为严重。本来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前，在整顿人民公

社时，也整顿了公共食堂。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可是在反右倾斗争中，1960 年上半年又在农村中大力推广起来。1959 年 3 月，中央还发出指示，在农村要求有 80％的人到食堂吃饭，在粮食管理上，改变了“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规定“统一用粮指标到户，食物到堂”。

同时还重新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由于粮食分到食堂，所以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据报导，1959 年 4 月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中 94％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河南省参加食堂的社员达 99％。

1960 年 3 月，中央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在城市中试验组织各种形式的

人民公社。到 7 月底，全国大中城市中已建立起 1000 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 77％。大办城市人民公社也是一种“共产风”，当时还大办城市街道工业和各种集体生活组织，如公共食堂、托儿所等。这些组织的建立，大都是依靠平调，侵犯了不少个人的住宅、财产和权利。城市人民公社把人民生活包起来，统一管起来，对人民生活包的过多，统得过死，商业渠道更加单一化了。

大办“小洋群”、“小土群”，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1960 年上半年新“跃进”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全国兴起“小土群”和“小洋群”。庐山会议后，认为发展工业首先要发展煤炭和钢铁，而发展煤炭和钢铁生产，必须发展煤、铁生产的“小洋群”和“小铁群”。当时提出凡有煤铁资源的县市都要搞以煤、铁生产为中心的“小洋群”和“小土群”的基地，有条件的人民公社也要尽可能的搞一些“小土群”的采煤、采矿、炼铁企业，并以发展“小洋群”和“小土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当时还提出什么“五小成群”，即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办小有色金属矿、小化工、小水泥、小水电等等。于是这种“小土群”、“小洋群”，在各地兴起。据当时 21 个省市的统计，

这 21 个省市共有职工 1820 万人，其中“小洋群” 686.6 万人，“小土群”

318 万人，合计 1004.6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55.2％。

1960 年上半年“大跃进”的一个特点是，大搞全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央要求用高速度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进而向自动化、半自动化发展。各国各地立即掀起一个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高潮，从单项技术革新到全工段、全车间、全企业以至于全行业的技术改造；从工具、设备、生产法的改革发展到新产品和原材料的技术革新，还有综合利用等。这次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成果，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也出现了不少偏差，主要是浮夸不踏实、乱改，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以及盲目采用和推广新技术等（如当时曾提出要求在 1960 年内将工业交通部门的四化程度，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提高达到 40％、70％或者更高一点。当时提出推广的 203 项重大技术革新项目中有 1/4 是不成熟的）。

总之，庐山会议后，特别是 1960 年 6 月的上海会议，仍然坚持甚至提出更高的不合实际的计划指标，搞新的“跃进”，使“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因而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陷于极大困境之中。

三、“新跃进”的后果——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脱离实

际，急于求成，特别是 1959 年庐山会议后错误地进行“反右倾”运动，继续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再加上连年农业遭受自然灾害，

因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的比例关系失调。

（一）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明显的后果之一，是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如农业总产值 1957 年为 537 亿元，1959

年下降为 475 亿元，1960 年下降为 415 亿元，1961 年更下降为 405 亿元。其

中粮食产量，1957 年为 3900.9 亿斤，1960 年下降为 2870 亿斤，减少了 1030.9

亿斤，即减少了 26.4％。棉花产量 1957 年 3280 万担，1960 年下降为 2125.8 万担，1961 年更下降为 1600 万担，1962 年更下降为 1500 万担。1960 年比1957 年减少 1054.2 万担，下降 35.2％，1961 年更比 1957 年减少了 1680 万担。油料作物产量，1957 年为 8391.9 万担，1960 年下降为 3881 万担，减少4410.9 万担。生猪的存栏数，也由 1957 年的 14590 万头，下降为 1960 年的

8227 万头。①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下降，虽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如 1959 年全国农

田受灾面积为 2 亿亩，1960 年受灾面积增加为 3.7 亿亩。但受灾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幅度与实际粮食产量下降幅度相比，只占 1/3 左右。所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左”的错误影响下造成的。

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自然与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失调现象。如从1957—1960 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由 704 亿元增加到 1650 亿元，

即增长 1.3 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 1957 年的 537 亿元，下降到 1960 年的 415 亿元，即下降 22.7％。②工业与农业产值的比例由 5.7∶4.3 变为 8∶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随着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农业发展较慢本来就有不相适应的情况，现在农业急剧下降，更加突出了工业、基本建设超过农业负担的畸形发展，这就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困难。

（二）工业、交通比例失调。“大跃进”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因而造成了工业、交通内部许多生产环节之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原材料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比例关系失调。“大跃进”过程中，为了实现“以钢为纲”，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不顾一切逼着煤、矿石、运输等部门也要大干快上，新厂来不及建，就催逼老厂拼命增产，因而造成资源不断强化开采和机械设备超负荷运转严重损耗破坏的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供应，比例关系还是严重失调。

工业生产各部门之间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这种关系遭到了破坏，生产就不能正常运行。比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新增加 1 吨炼铁能力，就

要新增 4 吨铁矿开采能力和 1 吨炼焦能力。但从 1958—1960 年，每新增 1

吨炼铁能力，只能新增 2.2 吨铁矿开采能力和 0.8 吨煤焦能力。为满足钢铁翻番的需要，加强了焦煤、采矿、电力、运输、原煤等部门生产的发展，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如 1960 年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炼钢能力已达到 1700 万吨，

而机械化半机械化的采矿能力只能满足冶炼 1200 万吨钢的需要；在重点矿山中由于强化开采，设备损坏，大约有 1/3 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

从煤炭生产来看，为了适应大炼钢铁的需要，产量由 1957 年的 1.31 亿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214 页。

② 同上书，第 149 页。

吨，提高到 1960 年的 3.97 亿吨，①3 年中增加了 2 倍。但仍然不能满足钢铁冶炼的需要。应该指出，这几年煤炭产量的增加，其中 1/4 是靠原有企业强化开采、拼设备增加的，矿井本身生产能力受到很大破坏。从 1960 年 7 月起，全国重点煤矿的产量就开始直线下降（1960 年原煤产量为 3.97 亿吨，1961 年下降为 2.78 亿吨，1962 年进一步下降为 2.20 亿吨②）。1961 年 11 月，许多企业因缺煤而停工、半停工，不少地区因缺乏煤炭发生砍伐树木，拆烧旧屋甚至抢煤事件。

另外，从矿石开采着，1960 年计划生产钢 1840 万吨，根据矿石品位情况，有关部门提供需要 9600 万吨以上的铁矿石、2800 万吨辅助原料，而全国铁矿和辅助原料核定能力，到 1962 年才达到 3600 万吨和 1000 万吨，实际达到能力更低，相差甚远。为了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只有强化开采，结果到 1960 年底，铁矿掘进（剥离）其欠帐 2731 万米，设备完好率仅 36.8

％。可见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基础工业之间比例关系失调情况的严重性。

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关系失调。在“大跃进”过程中，尽管铁路、公路等投资兴建了一些，但与工业发展需要相比还是不能适应。1957—1960 年，工业总产值增长 1.3 倍，生铁产量增加 3.6 倍，铁矿石产量增加 4.8 倍，

煤产量增加 2.03 倍，但全国货运量 3 年仅增长 1.2 倍，落后于煤、铁增长的需要。1960 年全国货运量（包括民间运输在内）为 25.5 亿吨，但正常运输能力只有 21 亿吨，主要靠超载多拉，使用农村劳动力突击短途运输。即使如此，这一年仍有大约 30％小铁矿石和 2000 万吨煤炭积压在矿区运不出来。由于过度使用车船，车船损坏程度十分严重。1961 年全国汽车完好率仅为 60

％，这不能不使运输能力大幅度下降。在突击运输中，农村中最多曾动员了1000 万劳动力参加，这自然会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三）轻重工业之间农、轻、重之间比例失调。在“大跃进”过程中，由于“以钢为纲”，整个工业形成以钢铁为中心、以生产资料工业自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畸形结构，而轻工业所需要的燃料动力、运输能力、木材和钢材等原材料，则经常得不到供应，因而使得部分原来为市场生产日用消费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不得转产，有的生产电机设备，有的改为重工业服务。因此，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发生很大差距。这几年重工业产值成倍增长而轻工业产值只增长 47％，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总产值 1957 年为 917 亿元，1960

年增长为 1090 亿元，而轻工业总产值，1957 年为 387 亿元，到 1960 年下降

为 547 亿元。①如以 1952 年为 100，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总产值 1957 年为310.7，1960 年上升为 1035.5；而轻工业总产值 1957 年为 183.2，1960 年只为 269.5。②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1957 年是 55∶45，1960 年变为 33.4∶ 66.6。③一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品，也因重工业过分挤占或安排不够而供不应求（如电池、灯泡、民用锁、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发卡等小商品）。

至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也因农业歉收，生产下降，原料供应来源受到很大影响。如以棉花和油料为原料的棉纱和食油的生产能力，1957—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244 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244 页。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16、17、20、163、20 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16、17、20、163、20 页。

③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16、17、20、163、20 页。

1960 年，分别增长了 1％和 4％，而同一时期，棉花和油料的生产都分别下降 36％和 54％。④由于轻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农业可能提供的原料之间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状态，因而就造成了轻工业品生产的大幅度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供应的紧张。

这里顺便谈一下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农、轻、重之间的关系问题。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1952 年是：56.9∶27.8∶25.5，1957 年是：43.3∶31.2∶25.5。⑤这种比例关系，1957 年虽然农业仍然偏高，但与 1952 年相比，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但是到 1960 年，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则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21.8∶26.1∶52.1。⑥这反映了重工业突出发展与农业、轻工业不相适应的情况。（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轻、重关系趋于正常，其比例是，1984 年，34.8∶30.9∶ 34.3⑦）。

（四）基建规模过大，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大跃进”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额为 143.3 亿元，1958 年为 269

亿元，1959 年 349.7 亿元，1960 年更增加为 388.6 亿元。从 1958—1960 年

三年基本建设投资额为 1007.41 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基本建设

投资额 588.47 亿元，多 418.94 亿元（多 71％强）。①

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增加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积累增加过大则消费部分必然减少，结果造成积累率过高，消费率降低。在“一五”期间，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只占 24.2％；而1958—1960 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 33.9％、43.8％、39.6％。②平均 39.1％。这 3 年的积累额为 1438 亿元，比“一五”期间的积累额 999 亿元，还多 44

％。③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的积累率都是建国以来最高的。另外，这一时期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基建周期加长，投资效果很差，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缺物资，就是缺资金，长期不能投产，投产率大大降低。1957 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为 26.4％，1960 年降低到 9.8％。④

另外从积累创造的效果看，“一五”期间每百元积累新创的国民收入，平均 35 元，经济效果较好。但从 1958—1960 年，每百元积累所新创的国民收入，分别只为 55 元、19 元—0.4 元。这种新创国民收入不断下降的情况表明，经济状况正在不断恶化。

基本建设投资过多，积累率过高，消费率降低，而且基建投资又多集中于生产性建设上，忽视了非生产性建设。如住宅建设投资，1957 年为 12.8

亿元，但从 1958—1960 年 3 年间平均仅为 12.4 亿元。再加上农业大幅度减产，轻工业生产下降，因而人民的消费水平严重下降。在“大跃进”年代里

（1958—1960 年），人民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从 1957—1960 年

④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16、17、20、163、20 页。

⑤ 《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 18 页。

⑥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16、17、20、163、20 页。

⑦ 《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 18 页。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323、25、25、354 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323、25、25、354 页。

③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323、25、25、354 页。

④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323、25、25、354 页。

平均每人的消费量，粮食全国下降 19.4％，大中城镇下降 1.7％，农村下降23.7％；猪肉全国下降 69.9％，其中城镇下降 69.8％，农村下降 72％。棉布的人均消费量，从 1957—1961 年，全国人均下降 58.6％，其中城镇下降55.3％，农村下降 61.5％。这些都是建国以来最低水平。

（五）财政支出浩大，信贷膨胀，社会需求与社会供应比例失调。在“大跃进”过程中，一方面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建设扩大过速，职工增加过快，政府财政支出浩大，连年出现财政赤字；信贷也失控，信贷膨胀，结果引起社会需求与社会供应之间发生严重失调现象。为了适应“大跃进”的需求特别是基本建设扩大的要求，国家一方面通

过财政、信贷聚集资金，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但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也不断地更大幅度地增长。

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1957 年为 310.2 亿元，1958 年为 387.6 亿元，1959年 487.1 亿元，1960 年为 572.3 亿元，但财政支出增加幅度更大，1958—1960

年分别为 409.4 亿元，552.9 亿元，654.1 亿元，收支不平衡，结果连续 3

年出现赤字，分别为 21.8 亿元，65.8 亿元和 81.8 亿元，财政赤字 3 年共计

169.4 亿元之多。①这样大数目的财政赤字是建国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

在“大跃进”的过程中，银行信贷也发生大规模失控现象，信贷数额大幅度增加。在银行信贷工作上，重放轻收，甚至提出“需要多少，贷给多少”，于是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如银行对工业贷款，1957 年为 33.4 亿元，1958 年增加到 91.9 亿元，1959 年又增加为 258.3 亿元，到 1960 年更增加为 399.6

亿元。增长了 11 倍；银行对商业的贷款，同期也从 216.4 亿元增加到 342.4 亿元、495.3 亿元、506.3 亿元，增长了 1.3 倍。

财政赤字和银行贷款过多，而农业、轻工业生产又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来作平衡。结果从 1958 年起连续 3 年投放大于回笼，货币流通量增加了 81％。这是 1950 年统一财经工作以来所没有过的。

这时，社会需求增长引起社会购买力急剧增加，结果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社会需求与社会供应之间矛盾加剧。社会购买力增加情况：1957 年为488.2 亿元，1958 年为 578.8 亿元，1959 年 675.1 亿元，到 1960 年增长为

716.7 亿元，3 年内增长了 46.8％。而同期，由于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造成市场上商品可供量大大下降，出现严重不足情况，特别是吃、穿的商品更是严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动用库存物资，1960 年粮食和花纱布等主要消费品的库存数比 1957 年底大大减少（动用了 1/3），但 1960 年社会购买力仍大于零售商品货源，差额约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 10.4％。商品供应不足，造成物价上涨，1960 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 1959 年上升了 3.8％，①这是自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最高年上涨率。商品供不应求，物价上涨，结果居民的消费量大大减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如前面谈到的，从 1957—1960 年，平均每人的消费量，粮食全国下降 19.4％，猪肉下降 69.9％；棉布人均消费量从 1957—1961 年全国人均下降 58.6％，这些都是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如此严重失调，以至造成全国性的经济困难，经

① ②《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445、455 页。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455 页。

济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党和国家才不得不下决心停止“大跃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