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8—2 部分省区市开展对外经济协作的伙伴区域选择

地区	发展战略中提出的经济技术合作区域重点
天津	1994 年后更加重视京津冀联合和环渤海经济协作； 1996 年提出“西进东出”战略，以京津冀周边地区和“三北”为重点
河北	1994 年提出以环京津、环渤海为重点全方位对内开放，依托京津、紧挂部委、联盟周边、面向全国； 1996 年开始强调加强与上海等南方发达地区联系
辽宁	1994 年提出全方位招商引资开拓市场，加强与蒙、新、晋等中西部地区联系，利用国家发展中西部政策； 1996 年沈阳提出以“吸资”、“引制”为重点，加强与东南沿海的合作
山东	1995 年提出“欠发达地区是发达地区的用武之地”；重点方向是“北上”、“西进”
上海	1995 年提出发展和各省市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横向经济联合； 1997 年强调打“长江牌”、“中华牌”，重点是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国内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和其它地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国务院指定的对口支援帮扶地区
福建	1996 年提出以沿海、沿江、沿边和沿交通干线作为协作主轴线
广东	1994 年提出加强与东北、西北的物质协作，加强与华东、中南的市场、物资联系； 1996 年提出重视巩固与冀、吉、黑、桂、川、甘等资源省区的联系，全方位开拓市场
黑龙江	1995 年提出密切与东南沿海省市的联合与协作，充分利用其资金、技术、人才、产品优势和企业北上西进的机遇；重点邀请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省市参加“哈洽会”
山西	1995 年提出“东引西联，面向全国”，积极与沿海地区进行广泛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
湖南	1992 年提出以沿海地区为重点，全面展开省际间的联合协作，“东引、西联、南出北进”； 1995 年提出横向经济联合的重点是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跟近广东”、“迎接浦东辐射”，大力发展与云、贵、川的联系、开拓大西南市场
安微	1992 年提出以沿海地区为重点，全面展开省际间的联合协作，“东引西联、南北交流”； 1996 年提出结合三峡对口支援，由长江下游向中、上游地区推进，沿海、沿江、中西部一起上；安徽省经协系统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珠海、黑河、满州里等地设立联络处和办事处，全省组织省际间经济互访 319 次，发展和建设友好城市（地区） 324 对；
江西	1995 年提出打“京九”牌，把招商引资重点放在沿海发达地区
四川	1996 年后，以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为对内开放重点，围绕东西合作，形成川沪合作、长江产业带合作、东部省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东南沿海省市对口支援四川省藏区等省际合作新热点，“东西合作、中西合作、西西合作全面展开”
贵州	1996 年强调重视对外通道建设，加强与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山东的企业联系目前在 20 多个沿海省区市设立生产、销售、科技、信息等各类协作网点窗口 200 余个
云南	历来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开展国内合作的重点； 1995 年提出以上海、广东和山东为重点； 1996 年提出在继续巩固发展与西南各省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的联合与合作，以滇沪合作为重点；一些地州和企业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设置办事机构
宁夏	1996 年提出要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青岛等省市加强交流与协作；宁夏驻外办事处设在深圳、上海、杭州、北京、西安、厦门等地

注：本表资料系根据国家计委国土地区司 1995 年编《全国部分省区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

主任座谈会资料汇编》和 1995 年、 1997 年全国经协办主任会议资料整理。

以粗略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方向：

第一，沿海地区省份与内地省份之间的联系是最突出的地区联系方向；国家提出的东西合作战略促使东部地区省份提出加强同中西部地区联系的政策导向；同时加强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省份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倾向性；

第二，全国范围的区域联系格局趋向多向性，除了以三大地带为基础的东西向关系外，南北关系也成为一条重要的方向性线索，在东部地区的北方省份和南方省份之间反映突出；与地区联系目标多样化相对应，经济发达省份的区域联系方向相对多元化；中部地区省份的区域联系呈现双向性特征，即在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上主要面向东部，在开拓市场方面以西部为重点。安徽明确提出“与东部争夺西部市场，与西部争夺东部资金”的战略。

第三，从总体上看，现阶段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毗邻性不是各省区市强化省际联系的主要出发点；国家倡导的七大经济区战略思想只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河北、北京、天津等部分省份的地区联系重点方向选择产生明显影响；

第四，国家生产力布局宏观战略对各省区市确定加强对外联系方向选择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围绕主要发展轴线（如长江、京九铁路）的合作发展普遍受到重视。

联合扩大“招商引资”的主要方式

各省区市实施跨地区资金交流协作一般有两种方式：从外省引进资金及联合利用外资。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992 年以来内地各省，特别是长江流域各省的一些重要城市也已获准对外国投资者和出口型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国内各地区加强了对外资的竞争，通过地区联合提高利用外资潜力成为普遍愿望。

中西部地区对开展地区间金融合作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扩大相互间资金转移和资金引进规模的笼统概念上。从资金来源上，中部地区省份强调发挥地理毗邻优势从东部引进资金，一些北方沿海省市，包括辽宁、河北和天津等， 1992 年以来强调自己面临利用东南沿海省市资金和产业转移，即所谓的“南资北移”、“经济北伐”的发展机遇。而东南沿海发达省份更重视开拓跨地区筹资和投资的新的有效途径。

各地区在吸引和利用外来资金的产业导向上呈现动态变化和地区差别。“八五”期间，东部和中部地区主要用来发展支柱产业，建设重点项目，增加对技改项目的投入；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主要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近两年一些沿海省份开始注重将利用外资重点转向高新技术产业，而同时，对内招商引资的产业限制性不大。

利用外资条件好的一些沿海省份，以广东、福建和上海为代表，为了支持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促进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等目标，引资重点转向联合其它省份共同利用外资。广东和福建的一些地市都提出要发挥华侨在海外融资渠道多、信息灵的作用，共同打好“侨牌”，实施“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外引外”的战略方针。上海提出要加强沪港融资合作力度，发挥筹资渠道优势，共同到国内第三地进行投资，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同时，许多内陆省份对与沿海省份通过联合建设“中中外”企业表示极大兴趣。

围绕自然资源开发和深加工的合作形式
“八五”以来，许多省区市间经济技术合作都把“围绕资源开发和深加

工开展联合和协作”放在重要位置。在 80 年代第一轮横向经济联合中，加工业发达而原料不足的发达省市，特别是上海、北京、天津等沿海地区大城市，

就着手在自然资源丰富地区建设原材料基地，这是该阶段跨地区投资规模较大的领域。对开发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项目至今有良好效益。从表 8—3 可以看出，进入 90 年代后，围绕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合作目标和形式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