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2—1 中国人均 NI 或 GDP 最高组与最低组的地区分布统计

资料来源：有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相对差距的下降趋势，特别是 1978 年以来绝对差距迅速扩大而相对差距迅速下降比较令人费解。以往的研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这也是一

部分学者争论区域差异在减小、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差距在扩大的原因。事实上，进行数学推导会发现，变异系数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发展速度的差异程度和分布特征。若高收入地区都是高速增长而低收人地区都是低增长，则变异系数就会一直升高。反之，则迅速下降。极差更是反映速度的差异。假定人口增长率相同，人均最高值和最低值的两个地区若增长速度相同，则极差不会变化。据此则不难理解相对差距的下降。它说明上升型省份大多数是原来的低收入地区。“大跃进”期间中央放权，高收入省份基础较好，增长速度快，使变异系数大幅度上升。1992～1994 年相对差距的反弹也是由于高收入省份的超高速增长。因此，1978 年以来相对差距下降说明，绝对差异的扩大是一部分原低收入地区快速增长造成的。

1.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区域差异的特点是“南北问题”，

80 年代后才逐渐转化为“东西问题”。

旧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原通商口岸城市和日本侵华期间经营的辽宁中部地区，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人均国民收入衡量的省区间发展水平差异体现的是“南北差异”（见图 2—4a）。1952 年，东北 3 省、京津2 市、内蒙古和新疆等省区市人均 NI 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5％以上，而南方只有上海是如此。这一方面是当时国民收入主要由农业生产来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三年恢复时期国家重点建设了东北地区的结果。

“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采取了以沿海带动内地、重点建设内地的发展战略（参见第一章）。因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此时期研究的主流观点都是分析沿海和内地的差异，注重经济建设向内地的转移。尽管这是事实，但当时最大的差异并非在沿海和内地间，而是在南北方之间。在这 10 年中，沿海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为 41～42％（见第一章），与其人口比重（约 40％左右）相当。而“一五”和“二五”期间，“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可按地区划分的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为高达 58％和 46％，远远高出其人口比重（25％和 27％）。因此， 从人均投资额来看，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格局的确有巨大的南北区别。这使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国民收入的“南北差异”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初（见图 2

—4b）。1962 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5％以上的 9 个省区市除了上海外都在北方。

从“三五”开始的“三线”建设，由于过分考虑备战因素，采取“山”、“散”、“洞”的布局原则，经济效益很差。虽然投资巨大却没有改变区域发展水平差异的格局。到 1978 年，人均 GDP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市仍大部分在北方（图 2—5a），但“南北差异”已不明显。中部沿海地区（苏、浙两省）增长较快，区域差异的“东西问题”已露出苗头。改革开放后，“东西差异”在 80 年代末开始成为中国区域差异的主要特点，到 1996 年这一特

征已经变得十分突出（图 2—5b）。近 20 年来增长最快的几个省区都是在 1978年以前受“冷落”的地区。

从上述分析可见，1949 年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由北方到中西部的“三线”地区再到沿海中南部，在版图上“画”出了近似一个“C”字型的轨迹。伴随这个轨迹的移动，区域差异由“南北问题”转为“东西问题”。

生活水平区域差异的历史过程

在改革开放前“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与生活水平完全相关，即人均国民收入（或 GDP）区域差异不等同于生活水平的差距。80 年代财政包干体制实施后，这种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但二者仍不可等同。因而，有必要对生活水平区域差异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在中国统计体系中，只有居民消费水平（按国民收入或 GDP 分配法计算的）一项是可以获取系列数据的。因此，下面以居民消费水平为代表分析省际生活水平的差异。由于浙江、安徽、青海和广西缺少系列完整的数据，此指标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仅作为参考。

1. 省际生活水平的绝对差异呈现出与人均 NI（GDP）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但差距程度远小于人均 NI（GDP）。

不含 3 个直辖市，1952～1977 年居民消费水平绝对差距仅增加了 50％， 增加幅度小于人均 NI 的差距。表明在中央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从发达省份汲取了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其它省区。即使在人均 NI 波动较大的“大跃进”时期，各省区市间居民消费水平绝对差异也没有大的变化。1978 年后区域生活水平绝对差异迅速扩大（图 2—6）。1995 年居民消费水平标准差为 1978 年的 5 倍（不含京津沪），与同期人均 GDP 标准差增长幅度相同（5.2 倍）。特别是，仅 1991～1995 年就增加了 1 倍多。表明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于上升型省区和发达省份采取了宽松的财政政策，鼓励具有优势的地区率先发展。

但是，不论哪个时期，省际生活水平的绝对差异都远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1952 年二者的比值为 0.57，1978 年为 0.36，1995 年为 0.34。

1. 省际生活水平相对差异比较稳定，但极差在 80 年代后期开始有所回升。

从图 2—7 可见，新中国成立 40 多年中，居民消费水平变异系数很稳定，基本上在 0.4～0.5 之间小幅波动，说明省际生活水平的相对差异总水平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相对差距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生活水平最高省区市和最低省区市的相对差距在 80 年代后期有所扩大（图 2—8）。如果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地区间物价水平差异越来越明显，则居民消费水平极差回升幅度比图中所示要小得多。另外，以相对差距（变异系数和极差）来衡量， 生活水平差异也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小（比较图 2—2 和图 2—7）。

【几点启示】

*中国省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绝对差异正处于扩大过程中，而且90 年代以来扩大幅度较大。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来看，这种扩大并不是发达地区持续快速增长而低收入地区一直缓慢增长造成的，而是一部分原低收入地区以超过其它地区的速度高速增长造成的。广东、福建、江苏和山东都是改革开放前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图 2—8 中国省际居民消费水平极差（1952～1995 年）除了发展状态的原因，也有各省区市人均 GDP（或居民消费水平）在不断升高的因素在其中。在绝对差距扩大的同时，相对差距正呈现缩小的长期趋势，而且，生活水平的差异程度远小于人均 GDP 的差异。

*应正确看待“东西差异”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沿海地区基础条件明显好于其它地区，但受当时世界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影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区域差异呈现的是“南北问题”。随后的“平衡发展战略”，以牺牲全国整体发展速度为代价实现了区域差异一定程度的缩小。改革开放后，在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沿海地区区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使“东西差异”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发挥了作用，还不如说中央政府及时地顺应了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为全国赢得了发展机遇更为科学。在“东西差异”问题的形成上，市场的力量以及大量外资的进入起了特别主要的作用。

*应注意区分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1949 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城镇居民享有特殊保障权。可以说，城乡不公平现象一直存在。80 年代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使城乡差异有所降低，但随后又呈上升状态。因此，像北京、天津、上海这样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省级地域单元与其它以农业人口为主体

（特别是经济以农业为主体）的省区进行区域差异比较时带有很大的城乡差异成份。虽然，城乡差异从广义讲也是空间差异的一种，但是不区分两者就不能准确把握区域差异的真实状态。

*“起跑效应”是区域差异的扩大的重要因素。1949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管理体制“放”与“收”的周期性波动中前进的，即经过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就会有一段时间的宏观政策紧缩，而后又是宏观政策放松和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后更为明显。一般地，在中央宏观政策放松后，一部分基础较好、区位条件有利而市场意识又较强的省区市率先高速增长，其它省区市则落后 1 年左右；在宏观政策紧缩后各省区市基本上同时减速。这就形成了“起跑效应”。实证研究发现，人均 GDP 标准差（即区域绝对差异） 的扩大速度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大的相关性。例如，1979～1995 年期间相关系数达到 0.66。即全国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亦是标准差迅速扩大时期；反之亦然（见图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