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八

集体价值观与日本企业的音理*

西方人最难以理解的也许是日本人的强烈的集体价值观，特别是集体的责任感。这可以用一段轶事来加以说明。我参观了日本的一个新工厂。该厂是由一家美国电子公司投资并经营的。这家美国公司很有创造性，经常以规划、机构设计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新颖方法而引起同行注意。由于这种企业风格，母公司决定对日本工人进行一次彻底研究，并设计一个能结合东，西方优点的工厂。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日本工厂几乎从来不采用对个人施行物质刺激的方法，例如计件制以至与增加工资有密切关系的工作签定制度。母公司认为，凭个人成绩和个人能力去获得奖励永远是一个好办法。

新厂的最后组装工序里有一项由许多日本青年妇女把电子元件用导线连接起来的工作。这项工作实行计件付酬，即完成的件数越多，工资也就越高。开工之后约两个月，女领班们来找厂经理。“尊敬的经理”，她们深深地鞠躬并且谦卑他说道：“我们如此冒昧直言，真是不好意思。但我们必须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体女工威胁说要在本星期五罢工（当然，如果发生这种事情，这对一切有关人员都是个灾难）。她们想知道，我们厂的报酬制度为什么不能象其它的日本工厂一样。当您雇用一个新女工，她的起点工资应当由她的年龄来决定。十八岁的女工应当比十六岁的女工挣得多。在她每年生日那天，厂方应当主动给她长工资。认为我们中的哪一个人会比其它人生产得更多的想法一定是错误的，因为要不是全厂的其它职工首先把他们的活做好，我们最后组装工序的人谁也不能完成什么活计。挑出任何一个人来， 说她产量最高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且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个耻辱。”这家公司后来终于把他的工资制度改成了日本方式。

日本的另一家美国公司建立了一种合理化建议制度，就和我们在美国所做的那样。工人如有提高生产率的建议可以写出来提入特制的箱内。合理化建议一经采纳，建议人可以得到一笔奖金，其数量为实现该建议所获得的增产值的一定百分比。六个月过去了，工人连一件建议也没有提出来。美国经理们感到很奇怪。他们听说过许多有关日本工人的发明创造力，勇于负责和忠心耿耿的轶事，然而迄今连一件合理化建议也未曾收到。

经理我们找了些工人，询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响应合理化建议制度。回答是：“没有人能够单独地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我们在一起工作，其中一人所提出的任何方法实际上也是由于观察别人并和别人交换意见的结果。如果把建议归功子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那是会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难为情的。”于是，公司把它改成集体建议制度，由工人集体提出建议。奖金发给小组，小组可以把它储备起来，以备年底举行会餐之用。如果有足够的钱， 也可供工人全家一起出外度假之用。改变制度后，建议书和生产革新的建议象雪片一般飞来。

我们可以用两种极为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例。

也许，日本人对集体价值的信念是一个时代性错误，与现代工业化格格不入。然而，尽管有了集体主义，它仍然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集体主义似乎不利于富兰克林、爱迪生和洛克菲勒等人为例的独立创造力。集体主义似乎不为个人提供超越别人的刺激，而这种刺激曾使美国企业获得巨大成功。

如果完全不考虑它的经济效果，集体主义就意味着丧失个性，丧失不同意见的自由——持有与他人根本不同的意见的自由。

第二种解释是日本的集体主义在经济上是高效率的一它使人们和睦地在一起工作并互相鼓励做得更好。工业生活要求互相依赖。日本的集体主义在经济成就方面还有一项不太显著、但忘义深远的因素。它与责任制度有关。按照日本人的想法，集体主义既不是企业和个人的奋斗目标，也不是追

求的口号。更确切他说，事情的性质在起作用，以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由个人努力而做成的。生活中的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是由于协力或集体力量做成的。因此，企业把成果归之于个人的功劳或过失都是毫无根据的。日本有一位才华横谥的会计学教授，曾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留学，现在东京任教。他说，日本工业的会计制度现状与美国相比还是原始的，收益中心、内部调拨价格和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甚至在最大的日本公司里也无人知哓；而在美国，即便在小企业里也是很寻常的。但会计制度的差异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到惊讶，我也不能肯定日本制度仍是原始的。事实上我认为日本的制度比我们的效率高得多。

绝大多数的美国公司基本上有两种会计制度。一种制度概括全面的财务状况以便向股东、银行家以及其它外人做报告。本书不拟对这种制度加以讨论。另一种制度叫做管理或成本会计制度，它为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它详细地衡量部、科以及机构内关键人物之间的一切来往细节，其目的是揭开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例如，当两部门为了送货合用一辆卡车时，成本管理制度就向每个部门分摊使用卡车和司机的成本，以便在年终时可以评定每个部门的成绩。成绩较好的部门经理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增长额。当然， 所有这些数据的处理都需要花钱，而且也可能引起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争论。例如，问某个部门分摊的费用是否合理等等。

在日本公司里，对个人成绩的短期评价是不需要的，因此公司可以省下收集和处理这种数据的浩大开支。公司仍然掌握各部门的用车次数和目的。有同样想法的人可以为他们解释一些简单数字，并据此修改他们的做法。为了促进个人利益，坚持要求准确而清楚地衡量人必须有一个复杂的数据制度。然而工业生活基本上是结合一体而且相互依赖的。一个人不能独自造汽车，一个人无法独自进行银行交易。在某种意义上，日本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很自然地适应它的工作环境，而西方的个人主义则经常引起矛盾。这个人想到卓别林在无声影片“摩登时代”里的形象。影片内由卓别林办演的小人物成功的与冷酷的工业机器作斗争。现代工业生活可能日趋恶劣，甚至是敌意的或者顺乎自然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文化与技术之间的适应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