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入侵和金的灭亡

金宣宗在即位的第二年（1214 年），由于蒙古军的威胁日甚，便南迂开封。次年，燕京为蒙古军攻占。

女真统治者分布在华北、中原各地的屯田军，长期以来不耕不战，已失掉了作战能力，到金政府南迁时所倚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由从前辽朝所编组的边境各少数民族的乣军，而乣军也在南迁途中叛变，投降了蒙古。为了补充武装力量，金政府迁到开封之后，一方面招募“燕赵亡命”及回纥、羌、浑人，编制为“忠孝”、“忠义”等军，厚其月给，屡加犒赏，以求他们为金效力；另方面又派官四出，签发汉人为兵，凡家有壮丁的，不论是多下单丁，一律签发。到后来，甚至除掉现任官吏之外，赋闲或退休官员，也被征发。这些拼凑而成的军队，战斗力自然是不会强的。

在全政府迁都开封以后，黄河以北的地区，东起太行山以东，西至关陕，不一二年便都落入蒙古人手中；由山东半岛以至东平府一带，则是起义军与金及蒙古经常交战的地方。金政府为了抵御蒙古的军事进攻，把大部分军事力量用来守黄河，保潼关。在这种“日蹙国百里”的情况之下，金政府决定要“南窥江汉”，想把失之于蒙古人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取得一些补偿。从金宣宗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公元 1217 年）开始，金政府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水流域这一分界线上，从许多处所展开了对南宋的军事进攻。南宋政府虽从金政府南迁之年就已不再向金交纳岁币，然而它的军事实力却也正在日益衰弱，对于金人的军事攻势无力抵抗，边境线上的许多城镇被金人夺去。

金政府迁到开封后，原来分布在黄河以北的屯田军及其家口，也都争先恐后地迁往开封，不久便达百余万口。他们的口粮全靠金政府供给。每日每人领粟一升，一年需要三百六十多万石，超过金政府每年搜括到的米粟一倍以上。金政府无法负荷这一重担，便又打算在黄河以南大量掠夺土地，重新分配给这般屯田军户。但是，一则河南境内的土地在那时已经是“民地官田计数相半”①，不容易再下手了；二则屯田军户已过惯了寄生生活，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得地不能以自活”，他们不乐于再接受土地；因此，大

规模搜括土地的事才末再实行。

金政府由会宁迁到燕京之后，已开始发行纸币。到卫绍王统治时期（1209

—1212 年），由于财政极端窘困，金政府几乎只能依靠大量印发纸币，以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项开支。迁都开封以后，金的境土只剩了黄河南岸西起潼关东到邳州的一个狭长地带，农业上和各种生产事业上的产品都微乎其微，军政费用更要仰仗无限制地印发纸币。于是发行了一百贯、二百贯以至一千贯的各种交钞，结果纸币贬值，“交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后来又相继发行“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实际上都是行用不久便一文不值。跟着纸币贬值而来的是市场萧条，经常出现“市肆昼闭、商旅不行”的情况。

金的内部虽有此伏彼起的起义斗争，但起义的各支队伍始终不能协同一致，配合行动，没有能把金朝推翻。蒙古的军队在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地区之后，便在成吉思汗率领下大举西征，只由木华黎以偏师经略华北之地。在这一情况之下，金政府在迁到开封之后得以苟延残喘达二十年之久。

蒙古的西征军于 1227 年东返，成吉思汗在这年死于六盘山，窝阔台继为大汗，由南北两路对金发动进攻：北路由孟津过黄河攻下洛阳；南路则假道南宋，经邓州以趋开封。1233 年金哀宗放弃开封，逃往归德，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南宋应蒙古之约，出兵与之夹攻，1234 年正月，蔡州城破，金亡。

蒙古在河北的统治在蒙古攻金的战争中，华北地区遭到极大的破坏。蒙古军队除去大肆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把汉人抑为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私人的驱口（奴仆）、部曲。连年的战祸迫使华北人民纷纷南向流亡，致使北方生产调敝，荒残不堪。泽州所属六县在金朝原有五九、四一六户，到 1235 年兵燹之余，只剩下九七三户①。赵州在战乱中“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②。其他如陕西、辽东、四川以及山东北部都有这种情况。

当时，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生产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蒙古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①。同时，蒙古统治者又委派大臣驻守燕京，“总中原财赋”，“旁蹊曲径而科敷者不可胜言”②。

蒙古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封地）。诸王、功臣等在被称为“投下”的封地内，自置官属，拥有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独立的权力。封地内的人民，被看成封主的私产，不得任意迁移③。贡赋极为沉重。如拔都在平阳、真定及河间等地的封地，贡赋不收银绢杂色，要收黄金。属民须把农产品或手工业品换成白银，再以银易金，几经转折，十倍其费。人民往往倾家荡产仍无法完纳，致遭“榜掠械系，不胜痛苦”④。

金人南迁时，河北的豪强地主多乘乱而起，结寨自守，各拥名号，自保一方。以后，这些地主大多数都投降了蒙古，充当蒙古统治者镇压人民、搜括财赋的帮凶。这些人中如河北的张柔、史夭泽，山东的严实等都拥有强大武装，他们的势力跨州连郡，而且子孙世袭。在他们各自的领地内，“爵人今官，生杀予夺”，“取财货，兼土田”，十分暴虐专横。

当时的北方人民，除向政府负担丝料、包银等科差外，还有军户的签发，马匹的拘括，使臣的骚扰，官吏的诛求，豪强的压榨。所有这些剥削，无一

不是敲骨吸髓，残民以逞。许多州县的官吏，因为要上缴科差、贡赋，只有以高利乞贷于回回富商。往往本银一锭，十年之后，本息就高达千锭，当时称这种高利贷为“羊羔儿息”。为了偿债，他们更想尽一切办法来剥削所属的人民。回回商人还与蒙古贵族勾结，帮助他们进行搜括，甚至还向政府“扑买”课税（包税）。

所有这些混乱和黑暗现象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从 1214 年金人南迁至

1260 年忽必烈即位）。在窝阔台时期，中书令耶律楚材反对把农田改为牧场，在他的积极策划下，蒙古统治者对户口、赋税等方面确立了一些制度，还规定由政府派官向封地内人民征收“五户丝”，然后分赐给封主，禁止封主擅自征敛①。但是这些制度大多没有很好地施行。耶律楚材还反对回回商人的剥削，结果他自己也受到回回商人的排斥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