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思潮对封建主义思想的大论战

这两三年中，维新派对顽固派、洋务派在思想领域中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下面几个主题：第一，旧法是否可变？顽固派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哲学观点出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在论述这个看法时，他们大都引用古人“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和“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的见解，主张“人治”，反对“法治”。例如湖南顽固派学者曾廉说：“同是周官之法度，周公存则法度举，周公亡则法度紊”①，“治天下而徒言法，不足以治天下”②。他甚至由此推论，一切具体制度，包括八股取士，皆不宜改，因为“中国一切皆非为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而已”③。叶德辉也说：“与其言变法，不如言变人”④。徐致祥说“变人”之道无他，只须给皇帝开经筵讲理学就行，因为孟子说过“一正君而国治矣”⑤。洋务派基本观点和顽固派相同，只是他们需要一些更适合于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统治要求的改变。

维新派吸收西洋“进化论”的哲学观点，指出“变者古今之公理”。康有为把公羊学家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解释为君主专制、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各阶段。他主张当时中国社会应该进入“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他指出清朝已经改变前代法制，而且清朝本身又屡次改变自己的法制，这样来驳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法。他进一步诘问：清朝祖宗的成法已经不能用以保卫祖宗自己所开辟的疆土，难道因为要守法而就不要守土了吗？对于只要“治人”不要“治法”的诡辩，维新派正面指出要学习新的学问，才能造就新人才，才有“治人”。在变与不变的争论上，维新派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们所采取的是逐渐进化反对革命的观点，因而也就不可

能彻底打垮顽固派主张不变的论调。

第二，要不要让绅商享受政治权利？顽固派认为“民有权则君无权”， 民权是“违反纲常”，是“用夷变夏”，提倡民权是“率天下而乱”①。洋务派同意这样看法，张之洞提出“民权四无益说”②。顽固派如叶德辉还提出“废君主则政出多门，地方割据之局成”③。维新派不能、也不敢引用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的民权理论（如卢棱的社会契约说）和人权学说来反对顽固派把君主看作“自天作命”的传统说法，而且他们也同样害怕君权被推翻将引起革命或是割据之局。他们大都主张“民智未开”不能即设议院，而只是希望给绅商一些政治权利，借以达到所谓“君民共治”的目标。他们还要极力躲开对方提出的“离经悖道”的责难。康有为向《礼运》的大同说寻找民主政治的根据，说“民主之大公，尤为孔子所愿望”：梁启超甚至企图证明代议制度自古已有，把汉代的“议郎”曲解为西方议院的议员。这些论点都说明了维新派还缺乏有力的理论根据。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学时，着重发挥“民权”的理论。他认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因此他提出“以群为体，以实为用”①。“群”的概念是从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即“群学”）搬来的，所指的是社会上不同的团体，这是一种抹煞阶级分野的反科学分类。但是他们在国家民族危难深重的时候，着重指出“能兴民权者，国无可亡之理”，主张“合举国内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来抵抗外侮， 在政治上有进步意义。

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提倡新学？顽固派这时期依然不要“西学”， 洋务派只要“西学”皮毛，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维新派个别人士如严复，对“旧学”开始作了一些批判，认为无论汉学或宋学②以至词章之学，都“无用无实”，无补于国家的危亡。这代表当时最激烈的论调。他批评洋务派“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积弊”，提出学习西方就要“穷理劝学”，也就是说要开办学校，学习西洋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但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维新派并没有表示反对，他们自己甚至也沿袭这种说法。因此维新派在这方面的争论，实际上只是集中在反对八股取土这一点。

从这次论战中，可以看出，旧势力是死心踏地地维护一切旧制度。资产阶级新思潮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但是维新派毕竟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学说，寻找救国道路的主张。他们初步批判了君主专制政体，介绍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封建主义的思想壁垒初次被扫破了一个缺口，给后来民主革命学说的传播提供了初步的条件。变法讨论的本身也打破了过去人民不得议政的沉寂局面，一时报章纷纷出版，学会和学堂公开讨论宣传，这样就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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