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清朝的社会经济

一、清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清初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明清之际，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以及清军在入关前后的烧杀劫掠和武装镇压，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到处呈现凋敝的景象。史载当时的北方，直隶是“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①。在南方，扬州、嘉定、江阴、松江、漳州、广州、南昌等城市都受到兵火的洗劫，湖广地区也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②。号称膏腴的四川，万历时明朝政府掌有耕地十三万余顷，到顺治时只剩一万多顷了③。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后，为了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于顺治元年

（1644 年）下令圈地，前后共占耕地面积达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四顷，除一部分作为满洲贵族的庄田外，另一部分也分给八旗旗丁④。圈地虽然规定只圈“近京各州县无主荒地及前明皇室勋戚所遗留庄田”，实际很多农民的土地也被圈进去，只拨给他们一些离京较远的“盐碱不毛之地”进行耕作。北京附近的农民有些逃往河南，有些逃往口外，还有一部分人沦为满洲贵族或八旗旗丁的庄客，备受八旗庄头的蹂躏、奴役和剥削。

为了隔离沿海人民与郑成功和其他反清力量的联系，清统治者颁布了“迁海”的命令，强迫山东、江浙、福建、广东等省的沿海居民内迁，“凡三迁而界始定”。在“迁海”的过程中，堕城郭，烧庐舍，“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给东南沿海的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①。

武装镇压、土地收夺、强制移民以及剃发等各种民族压迫的措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明末的农民战争到清初的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斗争，持续达数十年之久。特别是江南人民反剃发的斗争、直隶人民反圈地的斗争、闽广人民反迁海的斗争、佃农的抗租斗争和奴婢的索契斗争的日益激烈，迫使清统治者在康熙时期，不得不逐步改变和收敛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反动的措施。

康熙八年（1669 年）清朝政府在北京下诏停止圈地，宣称满汉军民，应一律对待，凡该年所圈旗地，立即退还汉民，另由山海关、张家口等处旷土换补②。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又正式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③。同时又对八旗庄头的横暴加以相对的限制，这显然是为了缓和因为圈地而激化了的民族矛盾。

在明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有大批的官僚、勋戚、地主豪绅被镇压，原来被他们霸占的土地大部分又重新转归农民所有。清朝初年，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广等地的明朝王公勋戚庄田，其中除直隶的一部分被清朝政府圈占外，其余的不是荒废，就是仍由原来的佃农耕作。这些佃农事实上已摆脱了王公勋戚的奴役而成为自耕农民。清朝政府把这些庄田改名为“更名田”，承认它们属农民所有，“与民田一例输粮”①。清朝政府的这一措施，使一些空闲已久的荒田继续垦辟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势力，有些地区的佃农、雇工和

奴婢在斗争中暂时摆脱了地主的束缚，清朝的法律也把佃户当作“良民”， 并且有“勿许大户欺凌”佃户的规定②。康熙、雍正时，清朝政府先后命令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不得“增租夺佃”，并劝谕他们在荒年时要减免地租③。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清朝政府又制造了统一的铁斛、铁升颁行全国，

④以后又规定地主收租必须以国家的“仓斗”为凭，并在各县“勒石”永禁用“大斗剥佃”⑤。

雍正九年（1731 年），清朝政府把徽州府一带的“伴当”和“世仆”“开豁为良”，规定“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奴仆，一律改入“民籍”，“概不得以世仆名之”⑥。这些措施虽不能很好地执行，但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大清律规定，雇工人比奴婢高一等，但又不等于“凡人”。又据刑部档钞的记载，到了乾隆时期，有一些长工都和他们的雇主“共坐同食”， “平等相称”，而且“不立文契”，“并无主仆名分”⑦，这说明一部分雇工与雇主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改善。

清朝入关后，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并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但由于军需的频繁，常常横征暴敛，杂派无穷，“无日不追呼，无时不敲扑”。一条鞭法虽然曾把一部分了银挪向地亩征派，即按地计丁派役， 或丁少地多，或丁多地少，但丁银（又叫丁徭银或徭里银）从未被废止，有地无丁的人被编为下户，仍纳丁银。康熙时，人民的丁银负担极为繁重，山西等地每丁纳银至四两，甘肃巩昌至八九两。农民被迫逃亡，拒绝交纳丁银， 各地的官吏又害怕清朝政府催逼，往往少报多留。“或言户有五、六丁，止纳一丁”。“或言户有九、十丁，只纳二、三丁”，以至丁额无定，丁银难征①。为了稳定收税的数额，确知人丁的实数，特别是因为山陕一带部分农民在赋役逼迫下的四出流亡，“任意行走，结成党类”，将对清朝的统治不利②。于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宣布，即以五十年（1711 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作“圣世滋丁，永不加赋”③。

“永不加赋”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没有免除丁银。由于地主豪富勾结官吏，诡避差役，负担最重的仍然是少地无地的贫民。正如山西布政使高成龄上疏所说：“富者田连千亩，竟少丁差，贫民无地立锥，反多徭役”④。雍正时，清朝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 平均摊人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从此以后，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⑤。

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当时人认为施行的结果，“保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民免敲扑”①，这些话显然煊染过实， 但也可以看出封建秩序比较稳定了，无地少地的农民对国家的赋役负担也有所减轻。无地的“市民”、“乡民”、“佃民”都不再纳丁银，纳地丁银的人也不再服徭役，而“官有兴作悉出雇募”②，从此基本上不再按丁派役， 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也削弱了。

清初的赋役除去地税、丁银之外，还有漕粮、白粮、经费、火耗以及各种杂项的差徭。火耗是从明代继续下来的在正粮项外的一种额外的加征，这项赋银主要是饱地方官吏的私囊，并不交给政府。康熙时，全国各州县官吏对火耗任意加增，视为成例，“重者每两至四五钱”③，甚至“税轻耗重， 数倍于正额者有之”④。当时地主富豪可以设法免交，而受害的多是贫苦的

农民，农民因火耗过重，以致流离转徒。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河南宜阳、渑池、阌乡一带以亢挺为首的农民，举行了反对征火耗的武装斗争，农民围攻县城，捉走县官，虽“总督、总兵不能压平”⑤。雍正二年（1724 年）， 清朝施行了“耗羡归公”的办法，规定火耗每两不过二钱，由政府划一征收入库，然后再另给官吏“养廉银”。这项措施也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