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的防范、束缚和压制

北宋初年的最高统治者们认为：“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 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帝王合当用心于此”①。这里所说容易成为内患的奸邪，当然首先是指朝廷上的宰辅大臣和握兵权的高级将官而言的，上节所述宋初的各种官僚结构，其针对对象正在于此。但在此以外还表明了他们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怀着深重的恐惧心情。当他们制定对内的政策时，如何防范和束缚农民使其不能起而反抗，也成为他们着重考虑的一个方面。

北宋沿用开始于唐后期的雇佣兵制度，并希图充分利用这种制度，把破产的农民收容到军队中去，免得他们铤而走险，武装暴动。凡是发生灾荒的地方，宋政府就在那里大量招募甚至强制饥民入伍。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做法就可以把兵和民截然分开，凶荒年份，纵有“叛民”，却不至有叛兵； 如不是凶荒年份而发生了兵变，当地农民也不至相从而起。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军队的数额不断增涨。北宋初年的军队只有二十万人，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已增加为一百二十五万人了。

在统一南北方的割据政权以后，北宋统治者对于军队的使用、分布和屯驻，采取了“守内虚外”的原则，在边防地带依然只驻有仅仅可资防守的部队，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诸州郡的冲要地区，专力镇压各地的农民大众。

除了禁军之外，在每一州县还都有一定数量的厢军和弓手，分设总管、钤辖、巡检和“捉贼使臣”等职为之统领，专门负责“肃清所部”，亦即完全是用在对内镇压方面的。而对于采矿和冶铸处所，聚集群众较多的地方， 北宋统治者更加意“警备”，总是选一些最“得力”的人员去担任县尉、巡检等职务。

从唐代后期以来，各地人民多因宗教信仰、或因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要， 相互结合为乡祉。到北宋初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组织，有的且“设置教头，练习兵仗”。北宋政府对于这类组织，严厉地加以取缔。它对任何一点星星之火都会发生恐怖之感，唯恐其发展到燎原的猛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