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的文化一、两宋文化的高度发展

刻版印刷和造纸技术的广泛流行和日惭提高，为社会上各阶层人群文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中小地主、富裕农民人家，为提高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于当时政府所实行的，向着所有读书士子开放的科举制度，更都趋之若鹜。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和诸科的考试，平均虽仅录取三四百人，只占应试举子们的极少数，但为求应举而被吸引到各类学塾中去的， 却不只百倍千倍于此数的青少年，这对于当时社会人群文化水平的提高，当然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而从北宋到南宋，不论在各路的“漕试”或朝廷上的省试与殿试各层次，其命题的范围和答卷的文义，全都没有死板的规定， 不像明清两代的八股文那样，命题必须出之于四书（即《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答卷必遵照朱熹的注释。尽管在某些短暂期内，科场的文风曾发生过某些倾斜，但总的说来，基本上并没有在举子的思想上和行文体式上给予一道道的紧箍咒。所以，科举制度在两宋期内之继续施行， 虽然也遭到当时人的这样那样的评议，大致说来，却还是利多于弊，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周世宗在位期内，又曾严厉地推行过一次毁灭佛法的政令，只因他那时所统辖的地区只限于黄河和淮水流域，此外各地全没有受其影响。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对于佛教和道教，均不再采用禁制政策，而且还先后由地方或中央政府刻印了佛教和道教的许多书籍。在当时一般儒生的意识当中，唐代佛道两教的昌盛超过了儒家的情况，还保留着根深的印象，他们都要改变这种情况，要把儒家学说的声势和地位重新振兴起来。其中的少数人，只想固守着儒家旧有的思想阵地而对佛、老进行抵排；而绝大多数儒生的取向，则皆或明或暗地对佛、老两家所讲说的义理尽可能予以吸取，以充实儒家的学说， 以求与佛、老相抗衡。

从唐代后期以来的儒家学者，如李翱等人，已开始趋重于对儒学的义理的发挥，而摈弃了从汉到唐的儒生们的繁琐累赘的章句训诂的笺注，宋代的儒家，则如被《宋元学案》列作首位的胡瑗，当其在湖州讲学时便已把学舍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两个部分：他讲说“五经”，也都重在讲说其大义。及至广大儒生都因立意要与佛老抗衡而大量摄取佛老以充实儒家学说之后，则对先儒传注一切废弃不用的便不限于王安石一人，而且也并不开始于王安石其人。于是一个与前代大不相同的新儒家学派，至晚在北宋中叶便已形成。

新儒学家们一方面着重于儒家经典著作中义理的充实和阐明，另一方面也极注意于经世致用，要求真正达到《中庸》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

《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的境地。因此，宋代新儒学家们所涉足的领域， 既包括了孔门的所谓“四科”，而又因为时代的不同而突破了那“四科”。例如，既有因长期从事于政治实践而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也有以长期从事于史书的编撰而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人；也有以丰富的文章、诗、词的创作而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人；也有以富有自然科学的知识或以制作了天文仪器而著名的沈括、苏颂等人；也有专致力于历代和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如浙江东路的吕祖谦、

薛季宣、陈傅良等人；更有专致力于阐发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务使其达干精微玄妙极致的，如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张载，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被称为理学家者，他们的言论和思想，自南宋后期直到明清两代，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曾经发生过越来越大的影响。

以上所表述的，虽还并非两宋文化的全部情况，然而已经足可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两宋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不但超越了它以前的隋、唐，也是它以后的元、明、清诸代之所不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