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部的强大及其侵明战争

十六世纪后期，隆庆、万历间，女真建州部的社会生产力已有显著的发展。在建州部居住的费阿拉（旧老城）和赫图阿拉等地区，“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②，一般都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农业在当时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也很发展，“银、铁、革、木，皆有其工”

③。女真族人民为了满足商业的需要，还改进了人参的制作技术。在以前，建州部采集的人参多以水浸，不能持久，至是采取了煮熟晾干的办法，可以长期保存。他们以大量的土产药物和珍贵的兽皮等与汉族贸易，原来的商场只有抚顺一处，这时又增加了清河、宽奠、■阳三处④。

与这一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是八旗制度，这是在努尔哈赤作建州部首领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八旗制度从表面看是一种军事制度，但它却反映了建州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发展。

八旗制度是在氏族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以前，建州部出猎“不许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失，凡十人设长一人领之”

①，其长名牛录（大箭）额真（头目）。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建州部的势力日益强大，先后合并了女真部的其他各部落。努尔哈赤把本部和各部的壮丁组织起来，以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队），五甲喇为一固山（旗），共八固山，约有六万人。壮丁“出则为兵，入则为民”②，“无事耕猎，有事征调”③。出兵时，八固山各有不同的旗色，即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种旗色，所以八固山又叫八旗。

各旗的首领叫固山额真，即旗主，其下又有梅勒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他们都是各部的氏族贵旅，而旗主则是努尔哈赤的最亲近的家族。他们也都拥有大量的财富、奴隶和土地，其中有的人有马“千百为群”，田庄或多至五十余所，并皆驱使奴隶为之耕作④。

八旗的兵士则出自各部的平民，平民有自己的耕地和牲畜，一般都没有脱离生产，也有一部分人蓄有奴隶一二人或四五人。当时的八旗士兵之家，都有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努尔哈赤通过八旗的各个头倾向所属的平民征兵役和力役，也向他们索取耕牛和各种杂物⑤。

八旗内的奴隶叫作“包衣”，译为汉语是“家的”或“家里的”意思。包衣的来源是由于贪富的分化，但更多的是由于俘虏，其中有女真人，也有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包衣与主人住在一起，替主人从事农耕、狩猎等生产活动和服各种家内的杂役。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任意凌辱、鞭笞和买卖，但不加杀害①。

努尔哈赤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八旗的旗主都要听从他的指挥。但是在八旗的内部，也存在着浓厚的军事民主主义的作风，遇有军政大事努尔哈赤都要召集八家共议，出兵掠获来的财物也要由八家均分，还规定建州部首领的继承人要由八家共选②。

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

做了皇帝，还先后颁布了官制和法律，从这时起，女真建州部就有了国家的组织。

努尔哈赤从小被抚养在明朝守辽名将李成梁的帐下，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又学习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回到建州，明朝封他为建州卫左都督，并加封龙虎将军。在他统一女真各部并建立“后金”之后，威信日大，兵势日张，这时明朝的内政日趋腐败，军事的防御也松弛了，于是他便与明朝断绝了关系，不再服从明朝的统治，并准备向明进攻。万历四十六年（1613 年），努尔哈赤借口报“七大恨”之忧，大举侵明，烧毁了抚顺城，人畜物资，全部席卷而去③。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明朝以杨镐为经略，出镇辽东。明军四路出师，反击金兵。由于中路军首领杜松轻敌，在萨尔游遇伏，全军覆没，继而其他两路也被金兵击败，另一路撤出。在这次战役后，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地位更加巩固，明朝对辽东的统治开始动摇。

为了应付辽东的败局，明朝政府起用熊廷弼代杨镐，廷弼招抚流亡，修缮守备，形势有了转机。但是明统治者内部党争不息，熊廷弼很快就被迫离职，后继者袁应泰防守松弛，除山海关外极小地区外，辽东大小七十二城全部为“后金”所有。

熹宗天启六年（1626 年），努尔哈赤率兵攻宁远城，明朝军民在袁崇焕的指挥下英勇抗战，金兵大败。努尔哈赤在阵前受重伤，不久死去，他的儿子皋太极继承了皇位，更积极地准备侵明的战争。

皇太极统治东北时期，女真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发展与他们进入辽河流域地区有很大的关系，耕地面积扩大了，户口增多了。八旗人口大部分从赫图阿拉迁到辽、沈，在这里分得大量的土地。这时，在原来的满洲八旗以外，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为二十四旗。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女真统治者把原来俘虏的奴隶“编为民户”，命其“分屯别居”①。对于辽、沈地区无地的农民，则采取按丁授田和奖励垦荒的办法，向他们征收十分之一的租赋②。

随着生产的发展，后金统治者发动的掠夺战争也日益扩大。在战争的过程中，他们继续虏掠大批人口，分拨八旗贵族或士兵之家为奴。由于军需紧迫，后金统治者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当时的“辽、沈农民，将一年所收之谷，尽入于八高（固）山之家”，以致“贫不能自食”③，八旗每一牛录所负担的差徭也多至三十余项④。于是“贫者益贫，富者益富”，“金汉之民，两相困毙”⑤。

明天启七年（1627 年）、崇祯二年（1629 年）皇太极先后出兵攻明，直迫北京。崇祯二年明朝以袁崇焕为督师，率军迎战，解除了金军对北京的威胁。由于皇太极的反间，崇祯把袁崇焕杀了。袁崇焕是抗击女真的一个杰出将领，袁崇焕之死，对于明朝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为了进一步侵犯明朝，后金统治者还出兵攻打察哈尔部。当时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一直与明朝联合，树兵与后金为敌。崇祯五年（1632 年），皇太极联合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攻打林丹汗，七年（1634 年）占领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完全被后金所控制。形势对后金更加有利，明朝在北方的屏藩也被撤除了。

崇祯九年（1636 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天聪元年已不用建州之名而改为满洲）。在这以前，皇太极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已把八旗中的三旗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还仿照明代制度设立了文馆（内阁）和六部，并

宣布在沈阳开科取士，又采用各种办法来招降汉族的官僚地主。这一切都说明请统治者已经有了覆灭明朝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