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在辽东、威海一再失利。投降派屈辱求和

后党官僚和淮系洋务派不从平壤和黄海两个战役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要利用军事的失败作为政治资本来压倒主战的舆论。9 月底恭亲王奕诉再度主持总理衙门，一意主张由英国调停，竟然表示愿意赔款。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加紧进攻，从 10 月下旬开始，一路日军渡鸭绿江攻陷九连城和安东，另一路日军在花园港登陆，占领凤凰城和金州，从后路包抄攻陷防务号称巩固的大连和旅顺。辽东半岛全部陷落，敌军在放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主和派就把希望寄托在表面中立、暗中支持日本的美国，请它或是单独出面，或是联合欧洲各国调停战事。由于美国方面的示意，清政府在年底派遣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带着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士达

（J.W.Foster）作为顾问，前往日本广岛议和。日本一面利用和谈的空气来麻痹清朝统治集团，继续进攻；一面拒绝承认张、邵的“全权”，迫他们立即回国，并通过科士达要求清政府派遣确能代表它割地求和的最上层人物如奕诉、李鸿章等。跟随“广岛拒使”这一幕丑剧而来的是敌人的大举进攻。1895 年 2 月中，北洋海军全部在威海卫被歼，投降派如奕、孙毓汶等就内

定割地求和。到 3 月中，主战派推荐的湘军在关外溃败，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接踵沦陷。日本海军攻占澎湖群岛。于是西太后、李鸿章等就按照他们的预定计划，向侵略者表示完全屈服。

投降派的屈膝求和和人民的坚持正义的英勇的反抗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就东北地区说，岫岩群众以抬枪和敌军相持多日，辽阳群众扼险拒敌，迫使敌人放弃占领辽阳的企图，奉天东边道一带民团向敌人反攻，收复被占领的宽甸城，当时中国海陆军虽然受挫，但是全国人心奋发要求抵抗，而日本已经罄其所有海陆军力量作孤注一掷，如陆奥宗光所说的“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军需也已告缺乏①。假如中国坚持抵抗，日本就要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此，中日战争的失败结局，是国内反动派的投降路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