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领导的北方农民起义

北宋期内，黄河曾大决口两次，使得曹、单、濮、郓、澶、济诸州原有的一些小湖泊都与梁山泊汇而为一，所以在北宋末年，梁山泊的面积扩大了很多，周围达八百里②。上述各州的人民，有不少是依靠梁山泊的蒲、鱼、莲、藕之利为生的。在北宋政府设置了“西城括田所”以后，整个梁山泊都被收为“公有”，此后凡是要进入梁山泊中捕鱼或采取莲藕蒲苇的，都必须按照船的大小交纳很重的课税，漏税的当作盗窃处罚。后来把这些税顽固定下来，每一县都平均要负担十多万贯。在遇到水旱之灾而蠲免两税的年分， 梁山泊渔民的课税还得照样交纳③。

北宋的统治集团一向认为“京东故多盗”，总是选用一些酷吏去做这一路的地方官。宋徽宗宣和初年被派作京东路转运使的刘寄、王宓等人，就是

以特别残暴出名的。这就更使得民不堪命，皆起而反抗①。起义民众集合地点，就是地势险阻的梁山和梁山泊。

南宋人写的史书上，在宣和元年（1119 年）十二月初，有的说北宋政府下诏“招抚宋江”②，有的又说京东东路③这时有人起而反抗北宋政府，北宋政府下诏“令京东东西路提刑督捕之”④。这反映出，至晚应在宣和元年， 以宋江为首的这一支农民军，已经离开了梁山和梁山泊，向着现今的鲁南和苏北的地区活动了。

宋江领导的起义军的人数并没有发展到成千上万，但是北宋政府却派遣了两路提刑，率领上万的兵去“督捕”。在抗击政府军的“围剿”时，起义军每次都能以少胜多，后来这上万的官兵竟至没有人敢再与起义军交锋。北宋的官僚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宋江等人“才必过人”，在方腊起义之后，有人便向政府建议说，“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⑤。宋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宋江等人一度接受了招安，但并没有遵从宋政府的意愿去从征方腊， 而是在都城停留一些时候之后，又逃脱出去造反去了⑥。

起义军一直还是在鲁南苏北地区活动，到宣和三年（1121 年），起义军正由沭阳乘舟向海州境内移动，海州的知州张叔夜侦察到这一动向，“募死士，得千人”，埋伏在中途等候，及起义军经过其地，所乘船只全被伏兵举火烧毁，人和物资都有损伤⑦。在此以后，起义军便离开这一地区，转移到河北。宫军也跟踪到那里“追捕”。官军有上千的人，远远超过起义群众的数目，但每次接战仍大都被起义军所败，甚至有“束手就死”的①。

到宣和三年（1121 年）夏间，宋政府军镇压了方腊的起义军之后，移师北向，从中抽调了折可存等人的部队专力去追击宋江的起义军②。起义军人数与官军相比过分悬殊，又坚持战斗将及一月，宋江等人先后被折可存等队伍所俘获，这次的起义到此便被镇压下去了。

在宋江失败后的第二年，北宋政府以极大的代价从金人手中赎回了燕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的粮饷和官吏的俸禄，都被摊派在山东、河朔居民身上，还逼使这些居民必须送往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的盘费须得十石以上，因而这又造成北方人民的极大灾难③。到宣和六年（1124 年），山东和河朔的人民便群起反抗：在青州地区的有张仙，此外刘大郎据水鼓山，高托山据望仙山，贾进据集路山④，徐大郎据莒县，他们所率领的起义群众都在万人以上，在沂州的徐进和在临沂的武胡，每人也都率领了三、五万人。在大名境内还有据水为险而从事斗争的⑤。

正当北宋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从外面又来了金人的威胁。宣和七年秋，金军分两路南下。从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普遍于山东河朔各地的这些起义军，都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民族战争上去。此后，他们有的仍然保聚在山间或水旁，抗击金军，有的则自动投归抗金将领宗泽等人的旗帜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