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嘉庆、道光时期各族人民的起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乾隆末年，土地集中的现象极为严重，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大小官僚贪污成风，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清王朝长期积弱的局面开始形成了。

北京的旗地被旗丁卖掉的已超过半数。这些旗地虽有的被清朝政府赎回，但大都被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兼并。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又以“增租夺佃”的方法来加重对佃农的剥削。清初，旗地的租银每亩不过三、五分，多的到一、二钱，这时已增长到三、四钱。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户部奏疏还指出“近年生齿日繁，每亩现值租银五六钱至七八钱”①。京畿一带失去土地或无地耕作的农民愈来愈多了。

乾隆时，怀柔地主郝氏占田至“膏腴万顷”，宠臣和珅占田八千顷，嘉庆时，广东巡抚百龄到任不足一年，占附达五千顷，满汉军官从军营解职之后，也都以剥削所得，在家乡增产置地①。

一般地主以高利贷为手段在各地霸占田土。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河南大灾，山西地主、商人，闻风而至，“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湖

南苗族地区，高利贷更加猖獗，有客账、营账、放新谷、加贷等名目。苗民“往往收获毕盖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②，于是被逼抛弃了耕作，田土尽收归地主管业。

在土地日益集中的趋势下，湖南苗民起义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北方的秘密绪社夭理教，也向教徒征收“种福钱”，又叫“根基钱”，声明输钱的农民在起义成功后，每人都能分到一块土地。这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

整个地主阶级的奢侈腐化普遍成风。乾隆每次南巡，都大肆铺张浪费，他对于女乐、珍宝、宴席，无所不爱，每到一处，绅商供奉，斗奇争巧，耗财劳民，岁无虚日。满洲贵族的豪奢在《红楼梦》中更有明显的反映。至于一般的地主宫商，据昭槤《啸亭续录》说：“本朝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如怀柔郝氏，乾隆住宿他家，所贡奉的“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王公近侍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京师祝氏“富逾王侯，屋字至千余间，园亭瑰丽，游十日未竟”③。散居南北各地的盐商、票商、行商，也莫不择金似土，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明清地方志论述习尚浮华，都说万历时一变，乾隆时又一变。官吏的贪污也最为突出。军机大臣和珅当政二十余年，嘉庆时查抄其家

私，估银约八亿两，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的八倍。和砷执政期间，招权纳贿，听任文官贪赃，武官勉钠，被人揭发的贪污案层出不穷，仅督抚、布政使如国泰、王直望、陈辉祖、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贪黩案，一欢抄没资产动至数十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在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冒赈灾银两一案中，除他本人外，因贪赃二万两银以上而被处死的地方官吏共达二十二人

①。

清朝政府征收钱粮或捐税，要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官吏额外的开支，叫作“陋规”。在“陋规”的名义下使不合法的贪污变为合法。在当时各种官职中，以河督最称肥缺，嘉庆时，河工耗银三千万两，一部分即被官吏侵冒。在北京的六部宫，一向号称“清苦”，但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余”，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也利用兴建大工程渔利，其中惟礼部无污可贪，但礼部官在科举时往往拘情受贿，科场之弊也是史不绝书。

乾隆六十年（1795 年），两湖地区毕沅为总督，福宁为巡抚，陈淮为藩司，三人朋比为奸，民谣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②官吏的贪污，使农民恨入骨髓，在白莲教起义时，就提出了“官逼民反”的口号。

清朝政府的财政也日益支拙。康熙时，府库存银五千余万两，雍正时六千余万两，乾隆五十万年（1790 年）以前至八千万两。由于军需、河工、宗室傣禄所耗，特别是官吏贪污和乾隆的铺张浪费，晚年的库存已告匠竭，赋税所得，年剩二百万，一遇灾荒，即无办法。当时补救之策是变相加赋，同时又大开捐纳。捐纳有常捐，有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卖知府以下的“实官”。出银买官的地主商人，到任后就要竭泽而渔，从农民身上收回捐官的银钱。

请朝的军队此时也日趋腐化，八旗驻防军久不操练。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嘉庆随乾隆至杭州阅兵，八旗兵箭箭虚发，甚至有人从马上掉下来①。绿营军也缺乏作战能力。将领们争置田产，克拍军饷，过着骄奢逸乐的腐朽生活，一旦与农民军相遇，立即溃逃。嘉庆时，河南巡抚景安，带兵“围剿”

川楚农民军，大家便送他绰号叫“迎送伯”②。由于军官克扣军饷，军队每到一地，就大肆抢劫，军纪败坏，达到顶点。

在清朝政府这种腐败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以及各族上层分子对人民的剥削也更加沉重，起义在各地不断爆发。乾隆六十年（1795 年）有湖南、贵州石柳邓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 年）有齐王氏、姚之富等人领导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 年）有河南、北京等地的天理教起义。道光六年（1826 年）有新疆地区维族人民的起义，道光十三年（1833 年）有赵金龙领导的湘西瑶族人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川楚白莲教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