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北宋农民对国家负担的课税是相当繁重的，但和晚唐以前按丁口交纳租庸调相比，计亩纳税的办法总是稍好一些。“杂变之赋”也是极其沉重的， 但名目和数量在大体上已经固定下来，和五代十国期内的随时随地都会增加无定名无定量的税捐相比，也要轻一些。

在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佃户庄客对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相应有所减弱。原来最和农奴身分相近似的僮仆，在北宋的法律上也承认他们是良人了。宋以前，只有地主能划夺佃户的租佃权，到北宋，法律上规定佃户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主动地脱离甲地主而去佃种乙地主的土地。佃客在购买三、五亩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

上述种种虽不能改变佃农和仆隶所处的类似农奴的地位，但这样的一些改变，多少改善了佃农和仆隶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产兴趣也因而会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脚上的铁铧，在北宋的中原和华北地区都已普遍使用，这说明耕作程序的增多，也说明农民们更加注意于精耕细作。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又必是使用高转筒车作为引水上山的工具。湖北鄂州地区的农民还创制了一种秧马，农民们骑在秧马上插秧，可以减轻弯腰曲背的劳苦，而且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很多②。

在北宋王朝完成了统一南北割据政权工作之后，宋太宗曾下诏给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路州郡的长吏，令其劝民杂植粟、麦、黍、豆， 缺少这类种子的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则令广种杭稻①。这就使南北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农作物品种的交流，都得到了方便条件，使农作技术得到改进和提高。所以，北宋的统一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越南传入中国的占城稻，在北宋以前仅为福建地区的农民所栽种，到北宋初年，从福建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了。占城稻的抗旱力强，成熟较快，这样就使江浙的某些地区有可能一岁收获两次。又因为它“不择地而生”，使得种稻的土地面积扩大，谷物总产量大增。

长江下游各地，圩田的数量，在北宋时期也大有增加。在北宋中叶，单是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②。当时常用圩田的受害程度作为衡量水灾轻重的标准，可见其所占比重必已很大。当时江浙地区的稻田，平常年份的收获，每亩可得二石至三石。

在南方的多山地带，如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农民开山为田：从北宋初年以来，福建境内的农民“缘山导泉”，在山田里种植水稻。江西的抚州、袁州等地的农民，也都把岭坂开辟为禾田，层层而上，直达山顶，在那里“山耕而水莳”③。湖南潭州的农民也大量地垦辟山田“莳禾”。开山为田的结果，使北宋一代实际垦田的面积大为增加。

茶树的栽培种植，在北宋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淮南、江南、荆湖、福建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产茶出名。由这些地区每年输送与北宋政府茶专卖机构的，共为一千四五百万斤；而淮南的产茶地则是官自置场，督课园户茶民采制，其岁人数量尚不包括在上举数字之内；川峡路所产的茶，政府虽不许出境销售，但产量也很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