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和农民流亡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勋戚、宦官所设置的庄田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弘治时，京畿的皇庄才有五座，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到了正德即位，一月之间增添了七座，以后增至三十六座，

占地共三万七千五百余顷①。管理皇庄的宦官军校每处多至三四十人，他们一到庄地，“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之利，靡不刮取。而邻近地土则辗转移筑封堆，包打界至，见亩征银”，不仅庄内的佃户受到沉重的剥削，连皇庄周围的农民也一同受害②。王公、勋戚、宦官掠夺土地更是普遍成风。弘治二年（1489 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共计三百三十二座， 占地三万三千余顷，到了正德十六年（1521 年），蔓延至北直隶的庄田已达二十万九百余顷③。王公勋戚占田采取“请乞”的方式，“名曰请乞，实则强占”④。更严重的是在请得土地之后，又把庄田外围的沃土也一概吞没。如吉王请田三千八百顷，其侵占“比之原额，已过数倍”。勋戚王源乞地二十七顷，但吞没民产达一千二百二十顷①。在占田的过程中，他们强夺农民的产业，烧毁房屋，铲平坟墓，砍伐树木，逼得很多人逃离家乡②。对于所属的佃户，向其征收每亩五分、七分至二钱的银租，甚至任意进行人身迫害。有的地主乡绅，又把一部分土地投献给勋戚王公，做他们的亲随和庄头，助纣为虐，倚势欺压乡民。皇帝大量设置庄田和王公、勋戚与地主豪绅勾结侵夺民产，已成为明朝中叶北方地区土地兼并的显著的特点。

一般官僚地主豪绅占地的情况也很严重，其中南方的江浙、福建、江西等地最为突出。在江浙，地主豪绅的土地“阡陌连亘”，或“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农民“佃富人田，岁输其租”③，每亩所得不过数斗，而地租却至一石二三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④。所借贷的利息又有“一倍至五倍者”。在福建，官绅和住在城市的大地主多占有大量的土地⑤，他们与官府狼狈为奸，向农民“多取田租，倍增债息”⑥。一般农民则有田无几， 大部分沦为佃户。在江西，土地的兼并尤为激烈，“豪右”之家多招募流民为雇工和佃户，任意拷打吊杀。小说《醉醒石》说明朝各地的富民，以笔杆功名出身的占十之七，以锄头柄起家的不过十之三。这些以笔杆出身的官绅， 居乡横暴、霸占田产及鱼肉人民的事件，史不绝书⑦。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在乡贪暴生事至数十起，大学士焦芳在乡修建住宅，役使数郡的农民。

官僚地主们不仅抢掠农民的土地，连军卫屯田也成为他们侵占的对象。正统时，凤阳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千余亩者”，陕西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三四十顷者”①。成化、弘治间，顺天、保定二府的屯田被侵占了“四万余顷”②，大同、宣化二府的屯田被侵占了“无虑数十万顷”③。军官在各地不仅“广置庄田”、“私役屯军”，而且还“专擅水利”、“侵夺民利”

④。在屯田大量被兼并的情况下，军屯制度破坏了，军户也大量逃亡，他们的命运与农民同样的悲惨。

赋税和徭役也加重了。原来北方“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1436 年），明朝政府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 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政府的“官田”一向租给农民耕种，但是江南某些地区的官田赋税很重。一般也有三、五斗，有时，农民打七斗粮，要向政府缴纳六斗赋税，打一石粮，要向政府缴纳八斗赋税，无法生活，只得把“官田民卖”。地主富豪乘机图利，于是又出现了“买产而不过割”和“产去税存”的现象⑤。明朝人有“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的歌谣，深刻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处境⑥。此外，农民在徭役方面所受的剥削， 也更加苦不堪言。里甲、均徭和各种杂泛差役，名目日益繁多。官吏任意加

派，豪强势家贿赂官府营私舞弊，并以“诡寄”、“飞洒”种种手法隐瞒丁口，躲避赋税，一切役作皆放富差贫。成化时，给事中丘弘即指出徭役之害是：“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 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遍三四处。”①正德以后，明朝政府又把各项力差，相继改为银差，银差之外，又征力差，千方百计加重农民的负担。

明朝初年，全国土地的数额有八百五十余万顷，到了天顺七年（1463 年） 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九万余顷，弘治十五年（1502 年）实额才四百二十二万余顷，比明初已减少了一半。明朝初年，全国户口数额有一千六百多万户，永乐间增至二千万户，到了弘治四年（1491 年）只剩下九百余万户，尚不足永乐时的半数。这说明地主隐瞒土地的数量日益加多，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辗转流亡的数量已经十分惊人了。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供说不足，则鬻男卖女”。但更多的农民结队流亡。宣德时，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余万户②， 天顺成化间，流民的数量几至一百万、二百万户。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 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流亡的农民抉老携幼，露宿荒野，采野菜，吃树皮，妻啼子号，辗转千百里， 历尽了千辛万苦。这些流民除去有极少一部分人进入城市或到海外谋生之外，大部分仍然沦为地主的雇工、佃户和奴婢。还有一些人，进入山区，从事垦佃或开矿，过着“食地利而不输租赋”的自耕自食的生活。

明朝政府通过里甲、关津、禁山等措施防止农民的流徒，有时甚至展开残酷的镇压。然而在流民的队伍里，藏有武器，有秘密结社的组织，也有自己的领导人，于是流亡的斗争形式便发展为武装的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