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明

初，农民的垦荒有很大的成就。耕地的数量显著增加。洪武时，各州县每年垦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万”。据不完全统计，从洪武元年至十六年（1368—1383 年），各地新垦田土共达一百八十万零五千二百一十六顷，约合当时全国土地数额的一半④。根据明朝政府的普遍大量和农民的继续开垦，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全国的田土包括官田、民田、旧额、新垦已达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比元末增长了四倍有余。永乐、宣德时，屯田面积更加扩大。于是“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⑤。

粮食的总产量也在逐步提高，这从明朝政府税粮的增长也可以看出。洪武十八年（1385 年），全国收入麦、米、豆、谷二千零八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七石，到二十六年增加为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比元代差不多增长了两倍。洪武未军屯的上缴粮不过五百余万石，永乐时已达二千三百余万石①。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史载永乐时，福建、陕西某些地区的仓储可支当地的傣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四川长寿县的仓储足支当地俸饷百年②。《明史·赋役志》也说：“是时字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显然有夸张，但也反映了在某些地区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宋、元以来，棉花的种植多在湖广、江南一带，到了明初，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也开始大量植棉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开封、大名等地的棉花得到了丰收，产量高达一千一百八十万斤③。桑枣果木的种植也很普遍， 其中果木一项已超过了十亿株。永乐时，布帛、丝绢、棉花绒和果（课）钞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据永乐十七年（1419 年）统计，该年共征收布帛一百二十万六千八百八十七匹、丝绵二十四万六千五百零七斤、棉花绒五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四斤、果钞一千五百九十四万五千六百零一锭④。除布帛外，其他都是当时收入的最高额。这表明了农村家庭的副业已日益恢复，

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以前增多了。

明初的官营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以及待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在质量上已超过了前代的水平。南京的龙江造船厂，北京的军器局、宝源局，遵化铁厂，苏州的织染局，饶州的御窑厂所设的工场都有细致的分工。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余斤⑤，钱币年铸最高量已达一亿九千九百八十四万余文①。宣德时， 饶州传造的瓷器一次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②，其他绞罗纱绸、彩缎雕漆等消费品的制造更是不可胜数。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活动也更加频繁。永乐时，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等地，“四方百货，倍于往时”③。北京不仅成为全国的都城，还是一个最大的商业城市。宣德时，明朝政府在全国三十三个城市增收商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也日趋繁荣④。

明初社会生产力比以前发展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有一定的缓和。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皇帝、勋戚和一般地主继续占有广大的土地。据洪武三十年（1397 年） 统计，全国占地七顷以上的地主共有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一户之多⑤。明朝的新贵六国公、二十八侯，早在洪武四年（1371 年）就已拥有佃户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四家了⑥。永乐时，勋臣李增枝“于各处多立庄田，每庄蓄佃仆无虑千百户”⑦。在北京的黄垡，已出现了第一个“皇庄”⑧。明初功臣之家的佃农是由皇家随田赐给，这一类佃农的身分还是很不自由的。

明朝政府把赋税额规定得较低，一般是官田五升三合，民田三升三合。但各地的征收实额并不一致，加苏州、浙西等地每亩要征至二三石①。其中部分地主“大户”，“例不纳粮，粮无赠耗（即附加税）”，又都有免役的特权，于是官府便把苛重的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的头上。有些农民仍过着贫困的生活，一般的年景尚且不能自给，遇到灾荒就不免于流亡。永乐年间， 山东邹县、滕县地区的农民吃的是稗子、草根和树皮。宣德时，苏州一带的农民在重租重税”的剥削下逃亡的愈来愈多，积欠的税粮达七百九十万石。就在此时，在山东、江西等地还不断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永乐十八年（1420 年）二月，山东地区爆发了以唐赛儿为首的农民起义，农民军据益都卸石棚寨，攻下了即墨城。这一切都说明了在明初七十年中，阶级矛盾虽比元代有所缓和，但是作为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农民与地主的对抗仍然在发展着。

明初，手工业工人都编有匠籍，大部分要轮班到北京、南京或被指定的地区为政府服役。在服役的期间是没有自由可言的，逃亡的还要“枷项三月”

②，“失班”、“脱籍”的现象极为严重，这说明手工业工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