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学会到《财务报》

1895 年 8 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中外纪

闻》，日印千份，附《京报》分送朝士大夫。同年 10 月，上海设立强学分会。参加学会的人多半是中小官僚和达官贵绅的子弟。学会的日的就是组织这些人讲习资产阶级政治，借以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学会兼具学校和政党的性质。学会在北京和上海的设立，分别得到有力官吏翁同龢的支持和张之洞的一时赞助。谭嗣同写当时情况说，“内有常熟（翁）， 外有南皮（张），名士会者千计，款亦数万”②。这些“名土”中有倾向维新派的如翁系官僚文廷式，也有单纯投机取巧的如李鸿藻的亲信门生张孝谦和张之洞的儿子张权等。但这些关系都挡不住反动势力对强学会的破坏。李鸿章的鹰犬杨崇伊上疏攻击强学会，参劾文廷式。结果北京强学会被查封， 同时上海的强学分会也被张之洞取消了，康有为回到广州继续著作，完成《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两书，并推动两广（包括港、澳）的维新运动。当时风气已开，各种学会的组织和报刊的传播已成为不可阻遏的事情。1896 年春，上海强学会员黄遵宪、汪康年等议办报馆，继续强学会的活动，并延请梁启超到上海任编辑。8 月，《时务报》（旬刊）在上海发刊，揭出“变法图存”的宗旨。梁启超在报上陆续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大声疾呼，抨击顽固派“君臣上下犹瞰然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洽天下而治，薾然守之”，指出他们“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

《变法通议》等论文代表当时思想界的新潮，是对旧制度的公开挑战。《时务报》在数月中每期销至万余份。但是《时务报》经费仍是仰赖张之洞的捐助，汪康年又以张之洞的旧幕僚身分操报馆经济用人大权。梁启超因为在报上撰文批评金陵“自强军”聘用西洋（德国）教习，指摘他们“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触怒张之洞①，又与汪康年龃龉，结果于 1897

年 11 月离上海赴湖南，主讲长沙时务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