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学领导了的广州群众斗争

广州地区人民从 1841 年夏间三元里抗敌斗争胜利之后，就在西北各乡设立升平社学作为抗敌的中心。广州东北各乡的东平公社和城南各乡的隆平、南平等社学也相继成立。参加社学的人数达十几万人，其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另外还有城乡手工业者和店员等，一些爱国士绅在社学中起了组织的作用。

社学声势浩大，1842 年底，英国水手行凶后逃入洋馆，数万群众围烧洋馆，官府企图阻止无效。1844 年，英国企图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经四十八乡三千余人抗议示威而停止。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感到不安。新任两广总督耆英污蔑社学群众为“游棍”、“匪徒”。卖国官吏黄恩彤竟说“粤患未已， 不在外而在内”。1846 年以后，反侵略斗争围绕着反对外人进入广州城问题而更发展起来。本来《南京条约》并无允许英人入城之说，但侵略者曲解约文硬要进城。1846 年 1 月，耆英竟宣布准英人入城。这立刻引起了群众的暴

动。群众大张揭帖，“将攫官而杀之”，以警告卖国官吏，并驱逐联络英人的知府刘浔，放火焚烧他的衙门。社学还出告示，约期聚攻洋行。于是英国公使德庇时（John Davis）躲到香港。清政府“抑民顺夷”的政策受到有力的打击。1847 年，英国兵船闯入省河，耆英瞒着人民与英方密约两年后开放广州。但人民没有放松戒备。到了 1849 年，继任粤督的徐广缙看到人民的激烈反抗，不敢实行密约。英国侵略者又使用武力威胁的惯技，把兵船驶入省河。徐广缙准备屈服，但广州人民坚决抵抗，内外城和河南地方居民组织十万人的武装，昼夜操练准备迎敌，城郊各社学群众都枕戈待旦。广州商人也宣布与外国断绝交易。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不敢撄群众之怒，侵略者的恫吓也失效了。徐广缙奏道光帝说，“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允之必至立启衅端”。“入城问题”就延搁下去。清政府这种表面上的曲顺民意，实际上只是统治者一时趋吉避凶的手段，借以躲开就要延烧到自己头上的火焰而已。四十年代广州和各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起了阻止半殖民地化加深的作

用。外国侵略者看到中国人民抵抗力量的加强，不敢轻举妄动，清政府也不敢一味“抑民顺夷”。但西方资产阶级并不肯停手，他们正在寻找机会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向他们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