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北京的活动

农民军占领北京的时间只有四十三天，在这个时间内，李自成曾在北京设置了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比饷镇抚司等政治机构①， 以牛金星为天祐阁大学士，宋企郊等为尚书分掌六政府，刘宗敏统领比饷镇抚司。农民军还在北京开科举，以策论取士，铸大顺永昌钱币，释放了明朗刑部、锦衣卫的系囚，并把数以万计的宦宫尽数驱逐出宫。

农民军设立“比饷镇抚司”的目的，是向明朝的勋戚显宦和官商追赃助饷。规定罪大恶极的处死，财产没收。害民的严刑追赃，“廉洁”的则听其捐输。追赃结果，共得饷银七千万两，其中出自勋戚的占十分之三，宦官占十分之三，文武官僚占十分之二，大商人占十分之二②。

李自成派往山东诸城等地的地方官吏，在赴任后，除去执行镇压地主豪绅，勒令其追赃助饷之外，还“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 许业主认耕”，并发给农民“册券”，承认耕地归农民自有。于是诸城地区， “有楼子庄之占，草桥庄之占，草泊庄之占，东潘旺之占，石埠庄之占，北余留之占，石桥、后齐沟之占”③。长期被一部分地主豪绅掠夺去的土地， 一度归农民所有。

当农民进入北京之后，全国的局势发生了复杂错综的变化。一方面明朝的军队还在继续与农民军对抗。而在农民军控制的地区之内，地主阶级的力量也相当雄厚，他们时刻都在处心积虑地待机复辟。另一方面，东北的清军正在准备大举向关内进攻，明朝的总兵吴三桂还盘踞山海关，随时都有反攻北京的危险。在这种客观形势之下，如何镇压地主的反抗，如何阻止清兵的入关，已成为农民军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在这些问题面前，农民军的领导人之间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

在农民军领导集团的内部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想情况。第一种是流寇主义思想，以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人为代表。这些人不能严格遵守纪律， 不能很好执行命令。当李自成要他们去打吴三桂时，甚至都不肯服从。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政治远见，看不见满洲贵族军事进攻的意图，看不见地主阶级卷土重来的危险，更不知怎样进一步来巩固政权。连比较有见识的李自成在遇到困难之时，也表现为一筹莫展，认为久留北京不如速回西安。

第二种是官僚地主的思想，以投入农民军中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牛金星、宋企郊、宋献策等人为代表。这些人在进入北京后，原形毕露，招权纳贿，结党营私，生活日益腐化。牛金星在李自成东征期间，终日“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①。这就使得更多的明朝官僚地主混入政府中来。

第三种是李岩的思想。李岩既反对刘宗敏等人流寇主义的作风，又反对牛金星原封不动的作法，他希望在政治上进行一些适当的改革，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封建秩序。又不赞成农民军在执行“追饷”时对官僚地主一概不加区别的追逼拷打，反对农民军中某些将领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并对招抚吴

三桂表现了积极支持的态度②，但是李岩的主张并没有被充分地重视。

在这种复杂的思想情况之下，使得农民军领导集团内部不能很好合作， 因此也就不能应付当前复杂的形势，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之下不得不被迫从北京撤退。